污染治理始于制度落實 霧霾天氣止步于切實行動
“還有9天,就會有好天氣了。”10月25日晚上11時左右,喬梁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發布了這樣一條消息。
喬梁是一名在北京工作的智能手機工程師,他的手機上裝有兩個監測空氣污染指數的應用,此時它們均顯示著,在有著2000萬常住人口的北京,PM2.5數值已經達到了442,美國大使館的數據系統也給出了“空氣有毒害”的警報。
而喬梁所說的“9天后”是11月3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經濟領導人會議在北京召開的日子。
APEC期間,北京政府要求整個城市停止工程施工與拆遷,北京周邊的天津以及臨近的重工業密集省份都將實施嚴格的污染控制措施,同時,超過500萬輛私家車還將實行單雙號限行—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的“空氣質量戒嚴”將再次出現在這座城市,如此,北京市民和21名參會的國家高層屆時才可能在一周多的時間內天天見到藍天。
當然,喬梁的期待與“預測”不乏戲謔意味。對于霧霾,像他這樣生活在北京的公司人已經漸漸養成了一種夾雜著些許無奈的樂觀態度。甚至,他們對PM2.5的數值已經不像兩年前那么敏感了。
10月19日,喬梁戴著口罩參加了北京馬拉松。在跑過天安門城樓的時候,他發了一張自拍照,并附上文字:“為人民‘服霧’”。在社交網絡上,這場馬拉松比賽則被揶揄為“三萬人的‘人工除霾’行動”。
像喬梁這樣站在技術前沿的公司人其實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他們會定期收到公司派發的3M口罩;手機上長期安裝著多個空氣監測App,當頗為流行的App“墨跡天氣”推出監測室內外空氣等數據的硬件產品“空氣果”時,甚至還可能會頭腦發熱地立刻購買一個;在淘寶上購物時,也會免不了搜搜哪家空氣凈化器效果好。
近,喬梁看到一則消息:北京政府承諾,2030年之前使空氣質量達標。“達標”,意味著空氣中PM2.5年均值在35微克/立方米,去年,北京的這個數字是89.5微克/立方米。
對此,喬梁表現出了他一貫的豁達—無所謂了,那個時候,他恐怕早已逃離北京。
治理始于制度 霧霾止于行動
對于社會流傳的各種對霧霾天的議論,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這樣看:“公眾對藍天的期待可以理解,但作為發展中大國,我們應該對其環境與發展的關系有清醒認識。”
“PM2.5不是某一種污染物,是大氣復合污染的綜合反應,也是大氣環境質量的綜合表征,更深層次來看,是我們過去只重點控制部分污染物、較少考慮區域性污染問題以及污染排放增長過快并超過環境承受能力的結果。”作為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對霧霾的態度可謂相當冷靜,“快速發展了幾十年,污染問題積累了幾十年,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徹底解決霧霾問題。”
“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在這么短的時間內經歷西方國家上百年的現代化歷程。”在看來,當前,我國的資源環境問題已形成有史以來為綜合復雜的格局,只有構建科學有效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才能為解決包括嚴重灰霾污染在內的重大資源環境問題奠定良好的制度和行動的基礎。
《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明確提出了5年全國空氣質量總體改善的目標。對此,表示,不止5年,未來10年,都將是我國資源環境保護艱難的時期,而這10年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時期,特別是中西部地區需更加關注。
“從霧霾治理來看,根本的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調整,能源結構轉型以及可持續消費方式的建立,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說。
“從立法到規劃、實踐,監管、評估,每一步都要實現精細化管理,需要系統的創新,終要形成綠色發展的體制機制,才能徹底解決霧霾問題。我們必須看到,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是一個長期過程,創建制度體系會面臨一系列嚴峻挑戰,任務緊迫而艱巨。”表示,一方面,必須克服傳統體制機制障礙、破除各種既得利益束縛、解決新制度的理論難題,完成頂層設計,并在實踐探索過程不斷完善。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共識、科技的創新、收入水平的轉變都給創建生態文明制度提供了機遇。
“因此,未來10年,我們有必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抓住歷史性機遇,圍繞長遠目標,制定推進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的有效戰略、實施步驟和支持政策,為塑造一個系統完整、運轉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和治理模式而共同努力。”說。
“治理始于制度,霧霾止于行動。”認為,僅有制度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凝聚全社會的共識和采取共同的實際行動,不斷提高制度執行能力和治理能力,改善政策實施環境。
作為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對《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一共才征收到寥寥數百條意見感覺十分意外,“全社會都關注霧霾天,為什么這么重要的法律修訂,卻沒有太多人積極參與其中呢?當前,公眾對環保還要有更高的認識、具體的行動。”
“《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制定了完善目標和措施,但‘大氣十條’本身不能帶來清潔空氣,需要有關部門的努力,也需要全社會包括每個普通人的積極行動。”說。
“客觀地說,我國社會的環保意識仍處于初級階段。”表示:“對于霧霾問題,我希望看到公眾共同為環保出建議,共同參與大氣污染治理。提出問題和批評固然重要,但是中國更需要能提出建議和解決方案的NGO,幫助公眾不斷提高環境意識,而不僅僅是批評和抱怨,需要從‘我為祖國測空氣’到‘我能為藍天作貢獻’。”
“公共參與必須有程序保障。要讓公眾知道該如何參與,看到參與結果,形成良性循環。”強調,必須落實《環境保護法》的各項基本原則和制度,并在《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案中有更具體的體現和制度設計。
北京提高排污費標準 大氣環境類處罰金額倍增
為了消除霧霾,北京確實切切實實在行動。
“寧可掏排污費,不愿上新設備”“不排白不排,排了也白排”“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類似這樣的說法,過去在一些單位和企業屢屢聽見。排污收費標準過低、行政處罰力度不足,導致排污者自律意識低,甚至故意排污,污染環境。今年以來,北京市提高排污費標準,發揮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嚴厲打擊環境違法,發揮行政處罰的震懾作用,經濟、行政手段雙管齊下,讓排污者付出更大成本。
先看經濟杠桿。今年1月1日起,北京在全國大幅提高二氧化硫等4項主要污染物排放收費標準,調整后的標準為原標準的14至15倍,為全國高水平。
同時,為鼓勵在達標情況下進一步減少排放,懲罰超標準排放,北京根據污染物排放情況實施階梯式差別化排污收費政策:即污染物實際排放低于規定排放標準50%時,按基準價減半計收排污費;在規定排放標準50%至100%之間,按基準價計收排污費;污染物實際排放值超過規定排放標準時,按基準價加倍計收排污費,同時要依規處罰。
提高排污收費標準,實施差別化政策,旨在強化污染者的經濟責任。1至9月,北京市排污費開單金額達1.73億元,是去年同期的5.7倍。一批單位實際排放濃度控制在相應規定排放標準的50%以下,按收費標準減半計收排污費,減半征收金額1175萬元。
“排多排少不再一樣。”受排污費征收標準提高、繳費數額大幅上漲的影響,部分排污單位積極減少污染物排放。北京京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熱電廠、華能北京熱電有限責任公司等重點排污單位,通過調試設備、加強環境管理和投入,從4月起大部分排放口氮氧化物排放濃度控制在規定排放標準的50%以下。北京市水泥廠有限公司等6家水泥企業降低氮氧化物排放量,第三季度氮氧化物排放濃度由去年同期的300毫克/立方米降到目前的150毫克/立方米以下,同比降低50%。
再看行政處罰?!侗本┦写髿馕廴痉乐螚l例》自3月1日起實施,給大氣環境治理提供了一件有力的法律武器。北京市環保部門周密組織全市環保執法力量,加大力度打擊環境違法行為。從大企業到中小企業,從餐飲到工地,從露天焚燒到露天燒烤……單獨執法、聯合執法、聯合督查,環保、城管等部門,對各級各類污染源的檢查日益嚴密,一旦發現違法行為,依規處罰。所有被處罰的單位均與銀行系統對接,納入銀行綠色信貸管理;被處罰單位全部實現信息公開,大氣專項執法周查處的違法單位和突出案例通過媒體廣泛曝光。
截至9月底,北京全市共檢查各類污染源單位4.7萬余家次,立案處罰1930起、處罰金額5829.85萬元。大氣環境類立案處罰1149起、處罰金額2578.8萬元。處罰起數、金額分別是去年同期的1.6倍、3.4倍;其中,大氣類處罰起數已超過去年全年的1060起。平均單筆處罰金額實現翻倍增長,由去年的1.39萬元提高到今年的3.02萬元,增長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