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行業動態】環保公益訴訟“有法難依”，對建立環境保護的社會行動體系，形成了嚴重的瓶頸因素。“玻璃門”之外，社會環保組織躍躍欲試，卻“手無寸鐵”，只能刷刷標語喊喊口號；“玻璃門”之內，環保公益訴訟被法律所尊崇與規制，卻不過是“鏡中花”。
　　　　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日前，來自2014年廣東省環保社會組織年會上的公開消息稱，廣東計劃用5年時間在全省培育扶持300個環保社會組織，打造3—5個規模較大在全國有較大影響力的組織，建立環保社會組織參與環境保護的社會行動體系。
　　
　　不容置疑的是，眼下我們面臨越來越嚴峻的環保形勢。不久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環保問題上升至國家層面。應對環保困境，每一次努力都值得期待。此次廣東提出的五年培育三百環保組織也是如此。
　　
　　壯大環保社會組織，不僅契合了環保問題龐雜、專業、影響面廣等特點，而且增加了公共管理的力量，為政府減輕包袱。在大力推廣“負面清單”的背景下，哪些是政府該管的，哪些是政府可以退位的，職能部門應有的定位。讓行政之手不再“”，騰出更多空間壯大社會組織，對增加社會自理能力，增強社會活力也有裨益。
　　
　　“小政府，大社會”已是大勢所趨。相比于其他社會問題，環保事業更需政府“簡政放權”，讓專業的社會組織承擔責任。2015年1月1日起，新《環保法》將正式實施，該法將民間力量有序地納入環境治理的機制中，設立了環保公益訴訟制度，為環保組織提供了公益訴訟的機遇。
　　
　　相比于其他社會問題，環保訴訟具有鮮明特點。首先，環保問題訴訟成本高、專業性強。單靠個人對抗污染主體，不僅面臨取證難、耗時長、費用高等特點，而且和強大的污染主體相比，個人如“蚍蜉撼樹”，勝訴率不高。
　　
　　其次，環保事關公共利益，長期看絕非一人一地受害。過往無數例子證明，一條被污染的河流，或者一片被污染的土壤，牽涉到的利益群體是群體性的，也具有潛伏性（短期危害不明顯），因而環保訴訟屬于“眾益”范疇。而若政府承擔訴訟責任，容易成為眾矢之的，被拿來堵槍口，甚至成為民怨傾瀉的對象，因此讓環保組織提起公益訴訟，政府做好監督工作，更具可行性。
　　
　　而需要指出的是，壯大環保社會組織，并不意味著政府徹底“卸包袱”。從目前來看，政府至少要做足兩方面功夫。一方面，要對嗷嗷待哺的社會組織“扶一把”。目前法律規定具有提起訴訟權力的環保社會組織并不多，訴訟涉及鑒定費用高昂，不妨對參與公益訴訟的環保組織在資金上幫扶，這不僅能增強民眾對公益訴訟的信心，而且也給社會組織注入了強心針；另一方面，政府要做好“守夜人”角色，監督好環保組織的履職能力。設立準入退出機制及相關考核標準，定時對環保組織來個詳細“大體檢”，剔除無所作為的組織，嘉獎有貢獻的組織，促進環保事業蓬勃發展。
　　
　　民間環保組織將有合法身份
　　
　　與此同時，提起耗時近3年、兩次公開征求意見并數易其稿的新環保法，中華環保聯合會督查訴訟部部長馬勇感慨良多，“民間環保組織終于有了合法身份。”
　　
　　為這個期盼已久的合法身份，馬勇等了多年。2012年8月，環保法修訂一審時，“公益訴訟”未列入；2013年6月，二審稿規定，“公益訴訟主體為中華環保聯合會以及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的環保聯合會”；2013年10月，三審稿限定為，“依法在國務院民政部門登記，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信譽良好的全國性社會組織”；2014年4月，四審稿擴大到“設區的市級以上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的相關社會組織”。
　　
　　一波三折的背后，爭論的焦點正是公益訴訟主體范圍。“對民間環保組織來說，‘合法’身份的獲得一直是難題。這次訴訟主體范圍的擴大，意味著更多的環保組織可以依法共同為改善環境‘并肩戰斗’，屆時將有數百家公益組織被納入進來。”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燦發表示。
　　
　　環境公益訴訟，即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的違法行為或不作為，使環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將遭受侵害時，法律允許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會團體為維護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訴訟。
　　
　　由于我國對環境公益訴訟沒有完備的機制，現實中環境公益訴訟常常遭遇意想不到的窘境。中華環保聯合會是我國早開展環境公益訴訟的社會組織，作為訴訟部部長，馬勇去年和同事們在全國共提起8起環境公益訴訟，但沒有一起被受理。
　　
　　鑒于此，新環保法特別作出規定，符合條件的社會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在業內人士看來，這是新環保法的一大亮點，值得肯定。
　　
　　環境公益訴訟主體資格的確定也是激勵公眾參與環保的有效途徑。“改善環境僅靠環保部門單打獨斗是行不通的，環境公益訴訟可以對非法排污或執法不力的企業、政府形成壓力，對杜絕環境違法行為、保護環境是件好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委員信春鷹表示。
　　
　　環保公益訴訟須打通“玻璃門”
　　
　　之于環境污染，新環保法雖然規定了“按日計罰”的重罰條款，但根本上，行政罰款的數額還是相對較低和有限的。與此不同，環保公益訴訟的高額索賠，則像是打向污染企業的一記“猛拳”，大大提高了其污染成本。只是，在我們并不算長的環保公益訴訟實踐中，卻遭遇了“有法可依”但又“有法難依”的窘境，環保公益訴訟屢屢遭遇走不通的“玻璃門”。
　　
　　事實上，于2013年1月正式實施的新民訴法已然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但去年中華環保聯合會開展了8起環境公益訴訟，總索賠額達億元，結果卻是零受理。
　　
　　而于草根環保組織來說，要么是尚未達到新環保法“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的資質，要么是缺少資金、律師、技術，多游離于公益訴訟之外而只能做些環保教育活動。
　　
　　環保公益訴訟“有法難依”，對建立環境保護的社會行動體系，形成了嚴重的瓶頸因素。“玻璃門”之外，社會環保組織躍躍欲試，卻“手無寸鐵”，只能刷刷標語喊喊口號；“玻璃門”之內，環保公益訴訟被法律所尊崇與規制，卻不過是“鏡中花”——如此情勢，既不利于社會環保組織的發展壯大，更不利于整個社會的環境保護與權益訴求。由此可見，打通環保公益訴訟的“玻璃門”已勢在必行。
　　
　　從中華環保聯合會屢次碰壁來看，打通“玻璃門”首先需要司法的支持，否則，一切的前期動議與工作，都會變成徒勞。而于更多的社會環保組織來說，資金和技術層面的掣肘需要根本扭轉。眾所周知，“訴索賠數額越大，訴訟費用就越大”，除此之外，還有高昂的鑒定費用和嚴格的取證資格審批，這些都會將社會環保組織拒于公益訴訟的門外。
　　
　　理論上，環境公益訴訟利益歸屬社會，所以訴訟成本應當由社會承擔。目前，已有司法界人士指出，由于公益訴訟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訴訟費用應該由國家承擔。當然，若是污染企業敗訴，訴訟費用依法應由敗訴方負擔。事實上，早在2011年，海南省就出臺了《省級環境公益訴訟資金管理暫行辦法》，用以解決公益訴訟訴訟費用的預交和負擔問題。
　　
　　而除了訴訟費之外，圍繞公益訴訟還有調查取證費、鑒定費、勘驗費、評估費等等，完全靠社會環保組織承擔幾乎不可能。所以，之于環保公益訴訟，一方面需要梳理相關收費，予以減免等司法援助；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和發展環保基金，予以定向支持。環境保護本就是一項波及面甚廣的社會事業，因此，支持環保社會組織和公益訴訟，就需要各有關方面形成政策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