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注定是一場艱難的告別。
此外,用什么考核標準替代GDP便成時下的當務之急。取消GDP考核,只是邁出了重要的步,并非一勞永逸,尚需進一步完善考核體系。如果一些地方缺乏科學的新考核體系,就很難防止“GDP考核”換個馬甲卷土重來。因此,以環保先行為代表的綠色GDP、生態GDP的出現可謂恰逢其時。
環境“債務”超數萬億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國內生產總值保持高速增長。同時,對干部的考核,也逐漸形成了“唯GDP論英雄”的政績觀,部分地區不惜以犧牲環境和百姓利益的代價換取GDP的增長,導致的結果就是曾經的環境紅利開始以債務的形式出現,目前中國環境修復需要超數十萬億的投資。
這是近日召開的2014年生態文明企業家年會(以下簡稱“年會”)上透露的消息。與會專家認為,在如今經濟新常態的增長下,眾多專家紛紛指出,應盡快建立國民經濟和企業的綠色核算體系,把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投入在GDP統計合理體現,這將是解決促進生態文明建設中資金難題的措施之一。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馬中介紹,中國經濟總量已經占到的1/10,但是能源消費卻已經占到世界的1/5,污染物排放、化石能源浩劫和生態系統退化水平比經濟發展提前達到世界高位,環境保護和能源保障能力遠遠滯后經濟的發展。當排放超過環境容量的時候,環境紅利就以債務的形式出現,目前全國3.6億畝耕地被污染,修復需要6萬億。
同時,全國政協委員楊凱生表示,環境治理、生態文明建設的出路在于改革,應該走出一條商業化、市場化的道路,要解決資金來源的問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企業會計核算都需要改進和調整“下一步更要解決的是要把人們為了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種種研究、開發、創新投入在GDP統計中得以正確反映。”
于是,以環保理念為核心的考核體系便應運而生。
以“綠色”為先導
事實上,近10年,在環保部、國家林業局等與環境生態相關的政府部門下設研究機構中,早有學者研究新指標。有的想取代GDP,有的欲與GDP共存,還有的想作為政府決策參考。
“我們希望‘生態GDP’指標取代GDP指標。”中國林科院研究員王兵團隊牽頭研究的生態GDP指標,正是在國家林業局的支持下進行的。2012年底王兵提出生態GDP概念,即在現行GDP的基礎上減去環境退化價值(如草地退化等),減去資源消耗價值(如木材的消耗等),再加上生態效益(如涵養水源等),后得出的值。
行動更早的是從2004年起,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王金南及其團隊,開始核算一項名為“綠色GDP”的指標。就是從傳統GDP中減掉資源消耗成本和環境損失成本之后的剩余GDP。不過王金南表示,他們一直未核算資源部分,故是不完全的核算,還有待改進。
另一個新指標是GEP,即生態系統生產總值。這一指標由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駐華代表朱春全和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歐陽志云共同研究,于2012年被提出。GEP包括生態系統產品價值(如木材)、生態調節服務功能(如大氣凈化)和生態文化服務價值(如休閑旅游)。
顯然,生態GDP、GEP和綠色GDP三個新指標的共同點,均是將經濟發展與生態代價相關聯。據悉,三個指標均得到了中國部分地方政府的支持。
同時,針對地方政府公布GDP總量已超過全國GDP總量的現象,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指出,全國GDP統一核算的難度在于如何剔除重復計算的部分以及基礎資料的完善。在這方面,伴隨中央逐漸淡化GDP指標考核,地方也在逐漸落實。
公開資料顯示,截至目前,全國已有超過70個縣市明確取消了GDP考核。黑龍江和吉林等東北地區都在做生態GDP的核算;GEP的概念受到廣東歡迎,且貴州被GEP選為論文的研究省份。一位宏觀政策研究員透露,中國正在告別“唯GDP論”時代,“淡化GDP,重視民生”成為政績考核的新導向。
加法與減法
“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位居世界,經濟總量位居第二,但污染物排放、化石能源耗竭和生態系統退化水平比經濟發展提前達到世界高位,環境保護和能源保障能力遠遠滯后經濟的發展。”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馬中說道。
而如何更真實地衡量經濟發展成果,是目前擺在決策者面前的課題。
對此,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森林生態環境與保護研究所專家王兵介紹道,生態GDP核算體系方案基本落實,國家統計局、國家林業局正在對方案進行后的打磨。“如果理想的話,今年年底這一核算體系將實施。”王兵也是生態GDP核算指標研究團隊的主要負責人,生態GDP核算由其研究團隊于2012年底提出。
與此前熱議多年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簡稱“綠色GDP核算體系”)不同,生態GDP核算是在傳統GDP的基礎上減去環境退化價值(如草地退化等)和資源消耗價值(如木材的消耗等),再加上生態效益(如涵養水源等),后得出的值即為生態GDP。
所謂生態效益,即十八大報告提出的生態產品,包括涵養水源、凈化大氣環境、保育土壤、固碳釋氧和生物多樣性保育等方面,即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而綠色GDP核算,即是在現行GDP中減掉資源消耗成本和環境損失成本之后的剩余GDP。
但因綠色GDP核算只做“減法”,所以從一開始被提出來就備受爭議。
“一個明顯的缺陷是,綠色GDP本身反映的是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環境資源損失,體現的是負能量,而沒有反映出生態環境自身的正能量,即其產生的正面的生態效益。”王兵此前曾對媒體解釋。
目前,作為一個國家層面的核算指標,生態GDP何時推行還尚未可知。
路漫漫其修遠兮
曾有媒體報道稱,在部門協調問題上,綠色GDP的核算涉及到統計、農業、林業、水利、環保等相關部門的通力合作,到底是環保部還是統計局主導,也存在不同意見。國家統計局官員就曾公開表示過對環保部“高調”、“越權”的不滿。
在一些專家看來,綠色GDP之所以遭到抵觸,一個原因就在于這種只做“減法”的核算只會給地方官員帶來“負政績”。
“一個明顯的缺陷是,綠色GDP本身反映的是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環境資源損失,體現的是負能量,而沒有反映出生態環境自身的正能量,即其產生的正面的生態效益。”王兵曾對媒體表示。在王兵看來,生態GDP因為把生態效益做了“加法”,因此彌補了綠色GDP的缺陷,也更利于地方接受。
“如果將來各地進行生態GDP排名的話,那些經濟不夠發達但生態環境較好的地區,其排名可能會靠前,由此可以更好地督促這些地方更好地保護生態環境,避免走發達地區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的老路。”王兵談道。
對此,馬中表示,環境的價值是GDP本身的增加值,綠色GDP核算的統計和計算口徑與現行GDP核算不同。GDP是一種真實的價值,但綠色GDP無法在市場中體現。
“傳統GDP是按年統計的,體現的是一年內的國民經濟增加值,但環境的增加值不會在短時間內體現出來,這個時間一定要足夠長。當年的污染物排放對環境的損害,不一定在當年就體現出來,環境的改善也一樣,當年的經濟行為不體現為當年的價值變化。”馬中說。
此外,他還認為,這和生態GDP核算面對的問題是類似的。“一項生態改善和一個物種的喪失,如何評價它的影響?如果要評價,一定要在足夠長的時間內來衡量,比如衡量100年內一個物種的喪失對經濟、環境等產生了哪些影響,這是可以的。但如果不在一個時間尺度內來衡量,二者是對應不起來的。”馬中解釋道。
“致命的原因在于,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統計大多是根據物理量來完成的,而將其換算成統一的價值量,就涉及到計算的方法、換算的標準等復雜的技術問題,而這些問題學界并未有統一的規范,因此其結果存疑。這也是綠色GDP后來被淡化幾近失聲的原因所在。”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員分析道。
拿什么取代你,GDP?
專家在發問:何時放棄GDP政績考核?人們在思考:用什么考核標準替代GDP?
眾所周知,無論中央或上級,對領導干部或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實屬必要。政績考核本就應當是一個指標體系,而不是某個的指標。“唯GDP論”的要害,是把GDP當作的考核指標。其特點是顧此失彼,其后果往往呈現出高投入、高耗能、低產出、重污染,惠及民生少的怪像。
然而,“不唯GDP”,就是“不要GDP”嗎?畢竟在向往青山綠水之際,生產力也是不容小覷的。即使維持簡單再生產,仍需GDP以此權衡。僅從字面理解,“不唯GDP”,也就是不要把GDP當作“”的考核指標,而并非旨在把GDP從考核中除去。
不唯GDP等同于不要GDP,此種非此即彼的代替又何嘗不具一種的哲學色彩。大抵面對公眾對于官員考核體系的質疑,各行其是、五花八門的指標頻出,其宗旨莫過于希冀大力發展經濟之側,同時也能還原于青天碧水的暢快。
由此,十八大順應民意提出生態文明,政府部門必須抓緊落實。因而,無論是生態GDP也好,GEP和綠色GDP也好,宜應盡快研究量化,納入政績考核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