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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江水
一位污水處理廠廠長說：我們廠還好，但是我們有幾個項目公司，欠款很嚴重。當地財政就沒啥錢，運行了三四年，一年就給點電費。合同履行情況還是差得遠。我們這里也不行了，前幾年是預撥水費，現在也慢慢開始拖欠了，基本上是半年，財政受疫情影響太大。
一位律師說：很有同感，因為前一天正好和環保系統某領導討論到這個問題。某縣一家環保公司對某化工錳渣庫滲濾液處理站項目進行建設和運營(原企業已經死掉無力處理)，運營費用由環保公司墊付。該公司多次向縣政府請示，鑒于環境壓力、資金壓力大，請示對項目撤場移交并懇請結算相關費用，縣政府一直沒有答復。現在環保公司騎虎難下。主要是政府現在沒錢，訴訟這條路很難走。但環保公司也撐不下去，還不敢撂挑子。你一撂挑子，馬上就被抓住把柄。
一位環保公司高管說：趨勢就是這樣，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但總還有一些企業能挺過去，主要靠自己的風控能力。
對于面臨挑戰的環保公司來說，要依靠風控能力，想辦法在不那么好的年景中活下來，還要不忘憧憬好年景，繼續營造好自己的小天地。無論是苦練技術，還是降低成本，還是走產品化之路，都是要讓自己在好年景來臨時有好東西。
從金雞獨立到兩條腿走路
E20環境平臺董事長、首席合伙人傅濤認為，環境產業在支付路徑上有兩個責任主體，一個是地方政府，一個是工業企業。現在僅僅靠責任主體的支付，不足以支撐產業，尤其是政府支付，賬期延長，鍋多與蓋少的矛盾加劇。
他認為，雖然地方政府比原來任何時候都有錢，但是在靈活支配收入上比任何時候都少，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的采購上變得拮據，因為項目越來越多。這兩年，延期支付的問題因為疫情暴露得更多。
環保的本意是要為政府、工廠、園區做無害化服務，處理污水、垃圾。
傅濤說：“產業之初，擴張領土的時候，想象空間很大。那時候，相當于政府兜里有10塊錢，但手上的活兒只需要5塊錢，那就有辦法；現在政府兜里有100塊錢，但活兒是200塊錢才能干完的，錢就不夠了。”
這200塊錢的活兒個個都有名頭，而環保只是其中一個，在地方政府眼里，環保甚至是重要性靠后的一個。
傅濤認為，環保不應該是只做末端處理的，如果只做末端，命運早在三五年前就已經注定。得兩條腿走路，得創造價值。
比如垃圾焚燒，就是兩條腿走路，走得就更好。
垃圾焚燒是唯一一個60%是價值服務，40%是政府無害化服務的領域。它也面臨著政府的垃圾處理費給得少，補貼退坡問題。但是政府的補貼少了，垃圾焚燒企業就努力提高發電效率，一噸垃圾原來發電200度，現在發電300度，就彌補了不足，所以這個行業蒸蒸日上，快速發展。
如果收入完全是靠政府付費，政府沒錢的時候，那環保公司就也掙不到錢。
混高質量發展將重塑產業格局
以前我們評價一個環境設施的好壞，只看它的排放標準，這是溫飽時代、小康時代的邏輯，我們的社會現在的主要發展邏輯是高質量發展，這樣來看，環境產業內的洗牌是必然的。
就以污水處理領域來說，原來我們是只有一個跑道，標準也一樣，所以競爭就是在同樣的賽道上比拼，大家都很緊張，收益率持續走低，現金流繃得很緊，政府只要拖延支付，企業就有可能會垮臺。
但是企業家的本能是發現價值、定義價值、實現價值。傅濤認為，環保產業同樣在回答什么是高質量，高質量的核心就是定義跟環保有關的美好，為了這美好的目標，做你應該做的事情，得到你應該得到的收益。
比如說把污水處理廠建成了公園也好，建成了婚紗攝影基地也好，建成了科技示范基地也好，它都不是無害化，而是一種衍生服務。
如果你只做無害化，的的確確就是在刀尖上跳舞，越來越窄，越來越銳，一不小心就掉下來了。
簽了合同必須要履約，但哪怕只是晚點支付，比如賬期3個月、6個月，這對環保公司來說，就意味著幾個月的財務成本，就要墊錢。這錢是從銀行借的，就會產生利息。政府不彌補利息，那么環保公司本來能掙到的5%~10%，現在就會變成持平，甚至會虧損。
環保任務并沒有完成，還有很多地方沒治理到位，雨水、土壤、海洋……但政府已經沒有能力去支付更多的公共服務。
環保無法按照原來路徑去走。
所以，環保公司的發展出路其實就兩條，一個是控制好成本，用科技水平、智能化水平、精細化管理釋放空間。
這方面，不同領域都有許多公司在嘗試，在開拓，比如做膜的世浦泰公司，新膜的推出意味著在到達同樣的功能目標下，膜制造過程的資源消耗相比行業減少60~70%，膜使用過程的能源消耗相比行業減少80%，膜使用壽命是行業現有產品的2倍以上。
另外一個，要做價值服務，把污水、垃圾變成能賣出去的東西。如前面提到的垃圾焚燒發電，以及一些公司在做的污水資源化。
尋路環境產業
“最近的出路就是兩條，一個是自己降本增效、提高效率，這需要求助于科技，求助于系統優化。另外就是要自謀出路，自己獲得價值的增量。”傅濤說。
他認為，一個好的環保公司，應該能做到收入的一半來自于無害化(政府付費)，一半來自于價值增量。
一點無害化都沒有，那不叫環保公司，可能只是個資源綜合利用公司。環保公司要有一半業務是做無害化的，這部分要做到高效、智能，成本低，效率高。這部分的資產收益率不會太高，未來可能就是3%~5%。其他的收益要通過衍生服務，這是根本出路。
傅濤認為，環保公司業務周期太長了，應該提高產業化程度，真正的高質量發展的標志是產品化。產業化程度太低，帶來了拖欠支付問題，有些行業就沒有這么嚴重的欠賬問題，因為不給錢不出廠。比如說哈希公司做的是監測儀器，90%款到了，才出廠，不付錢不拆包。
他舉例說：就像你到人家家里打整體廚房，打完不給你錢，你還不能拆了；但是如果是賣整體廚房的，你付完錢我再發貨，到了現場安裝，就沒有不付款的問題。工程也可以做成產品化，整體廚房就是典型的工程產品化。
就是做門也一樣，可以現場做，也可以在工廠做完，現場安裝。金科環境董事長張慧春在E20論壇上表達過類似意思。
金科環境在過去兩年時間里，做了各種各樣的嘗試，推出了一款產品——“Model3膜水廠”。“Model3膜水廠”有四個系列：超濾(UF)水廠、納濾(NF)水廠、MBR水廠、新生水水廠。其中，MBR水廠是金科和北控聯合開發、聯合設計、聯合做標準化，目前第一代產品已經投入使用。
張慧春表示：“我們希望用戶運營這個膜水廠就像開汽車一樣簡單，不要像現在的膜運營項目這么復雜。”
所以，我們環境產業應該思考的是，工程怎么走向產品化，技術如何變成產品，服務如何變成產品。賣價值，而不是賣勞務。
傅濤說，E20的主邏輯是在推動提高行業的產業化水平，產業化水平體現在不同方面。對運營公司來說，就是提高你的服務產品化，一些龍頭公司最近也在講服務產品化；對技術公司來說就是技術產品化；對設備來說就是裝備產品化，裝備并不都是產品，產品是按價值定價的，就像手機，出售的時候并不是按照它的成本定價。
我們的環保工程公司做工程，相當于到人家里做飯，那么干完活，對方沒錢付，我們的環保公司就沒招了。但如果到餐館吃飯，想吃霸王餐是不容易的。而且顧客買的是成品菜，至于成本是多少，他是不用過問的。我們要考慮的是，如何把環保服務從到人家家里做菜，變成開餐館這樣賣有完整價值的產品。
傅濤認為，金科環境、清研環境、北控水務是在尋找新的出路、轉型方面做得比較好的一些代表性公司，它們有比較好的產品化思路。產品化就是客戶在買你的產品價值，而不是簡單的功能。
從工程公司到總包商，再到產品化公司，有先見之明的環保公司就是這么一步一步再走。
從工程公司轉變成總包商，相當于原來是政府請回家里的小時工，現在往前走一步：你不用管我買菜怎么買，成本是多少，我在你家里頭做，給你做一桌菜。還是在人家里做勞務，要計算材料費多少錢，人工費多少錢。只有到餐館吃飯的時候，買的是價值，顧客不會計算你的原料成本和人工。如果更進一步，置辦婚宴，菜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反而是衍生服務、價值服務。
我們的環境產業也是有類似的漸進過程，從純粹的小時工，到總包商，再到產品化，到美好生活的創造者。
當然也不是所有公司都能按照這個步驟亦步亦趨，傅濤說，只有一部分公司會走到第四步。因為就像吃飯一樣，有不同場景，在家吃、去餐館吃、吃婚宴，都有可能。所以，有一些業務，有一些公司會升級，但還有一部分繼續按原來的模式走，不是所有的公司和業務都會產品化。
只是按原來模式走，就必須進一步降本增效，并要做好過艱難日子的準備，因為這部分業務注定會進入一個穩定低收益的時代，而且這不是短期的。
結語
現在環境產業的狀況像一組樂曲終了，下一組樂曲開始之前，中間那段轉換的時間，聽上去怎么突然變了，調子不一樣了，是演奏出了什么問題嗎？大家都很著急：怎么辦？怎么回到之前的狀態？其實是新的階段要開始了，沒有辦法再回到過去，只能是進化自己的技術，降低自己的成本，并盡可能尋找新的出路，比如產品化、以及無害化之外的價值服務。
無害化是全社會對環境產業的共識，是基礎，如果環境產業價值歸零，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無害化共識的幻滅。但也要看清楚無害化服務的局限，在此基礎上發現環境服務其他可能的潛在價值，從而增強產業主體的生命力。
對于一代人來說，環境產業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規則在變，社會、經濟在變，要應付的各種挑戰在變。總會有新的形勢需要琢磨，人們來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為他們先做后想，或者說他們比別人更果決。可持續性是一種奢談，沒幾個人有工夫去考慮。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變革的浪潮淹沒掉。
現在，整個產業里樂曲的節奏比以前緩慢了一點，也許正是考慮“精細化、智慧化、資源化、低碳化、生態化、社會化”的時候。
放下舊地圖，試試新出路。（注：原文有刪改）
原標題：欠費不能停機，環境產業在舊地圖之外尋找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