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行業動態】“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近年來，每當各地有垃圾焚燒廠，污水處理廠、危險廢物處置廠等環保基礎設施要上馬，幾乎都遭到周邊民眾不同程度的反對，有的擔心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會造成影響，并進而采取強烈的、有時高度情緒化的集體反對甚至抗爭行為——這就是人們這幾年經常能遭遇的鄰避效應事件。
　　　　
　　近年來，因垃圾焚燒場、污水處理廠等環保設施建設所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而大部分事件的后結果都是“一鬧就停”。一邊是嚴峻的環境形勢亟待新建環保設施；一邊是公眾質疑、鄰避效應，部分環保設施在我國遭遇需求之切和落地之難的尷尬，終陷入零和困局。
　　
　　據住建部數據，全國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的包圍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沒有合適場所堆放垃圾。一邊是城市對于垃圾焚燒、污水處理、危險廢物處置等環保基礎設施的迫切需求；一邊卻是群眾對于這些環保項目的高度敏感，建設進程大大延誤。如果“一鬧就停”的怪圈延續下去，這種惡性互動的結果，必然是政府、企業、公眾利益共輸的零和困局。
　　
　　“一鬧就停”折射出“鄰避效應”。建設環保項目，產生效益為全體社會所共享，但環保設施同樣會產生污染，對于身體健康、環境質量和資產價值等帶來的負外部效果，卻由附近群眾來承擔，于是很容易激發相關群體的嫌惡情結，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對此，有關部門不能一味地“一鬧就停”，息事寧人，而應正視公眾關切，解決矛盾糾紛，推動項目順利實施，變共輸的“零和博弈”為多贏的“正和博弈”。
　　
　　蛋糕還是苦果？
　　
　　作為一個舶來詞，鄰避是NIMBY的音譯和意譯的整合，這是一句口號“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在我家后院）的縮寫。意思是一個地方的居民將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一系列風險從身邊驅逐出去；或者不允許這種風險進入自己的家園，欲將其消滅在萌芽狀態。總之是對為害一方的環境問題或風險，表達強硬的拒斥態度，并為此付諸行動。
　　
　　在民間環保組織自然大學發起人馮永鋒看來，鄰避運動并不是剛剛興起。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系列與生態保護有關的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保護運動、怒江水電站開發紛爭等事件就依稀體現了鄰避運動的雛形。但他指出，鄰避運動的“興盛期”在2013年便已顯現。
　　
　　據公開資料，鄰避運動可以分為:事先預防型，以過往經驗為依據，通過鄰避運動方式阻止項目上馬；事后追究型，環境危害已經發生后，受害者以司法訴訟、街頭運動等方式尋求正義公平的處理及相應賠償；主動建設型，這種類型并不只是為了單個群體成員的利益而進行的運動，而是把整個生態環境當做自家“后院”，同時也將制度改進作為目標，以司法宣傳社會運動等為手段，防治環境危害及追究環境責任。
　　
　　多原因引發鄰避效應
　　
　　但原本為公眾帶來良好生態效應的環保設施為何被嫌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日前指出，環保設施同樣會產生污染，對于疑似會產生污染的項目，出于對自身權益的關懷，公眾提出質疑甚至抗議在國家轉型過程中是常見的。
　　
　　由于此前我國環保基礎設施的滯后，嚴峻的環境形勢亟待新建環境治理設施，但部分環保設施又遭受公眾質疑，進而產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鄰避效應。專家表示，如果環保設施“一鬧就停”，在這種惡性互動中，終是政府、企業、公眾利益共輸的零和困局。
　　
　　上海環境衛生工程設計院院長張益認為，“鄰避效應”的產生原因很復雜，首先是監管漏洞所導致的公信力缺失。我國環保產業起步晚，部分排放標準、環保監管等方面不夠嚴格，一些垃圾焚燒、污水處理廠等環保項目運營不善、污染超標，臭氣、煙塵處理不到位甚至偷排，影響整個產業形象，環保監管缺乏力度，給公眾造成不良印象和抵觸心理。
　　
　　其次，公眾對環境利益的自我維護意識日益加強，但政府、企業缺乏透明公開的項目信息、平等有效的溝通機制和公平合理的補償機制，部分項目選址過程不夠公開、環境評價不夠規范。從已發生的垃圾焚燒抗議事件中可看出，盡管當地政府也采取一些解釋、溝通工作，但臨時抱佛腳的應急舉措難以讓公眾信服。
　　
　　此外，部分環保行業上的惡性競爭也是導致公眾焦慮的主因。“低價干不出好項目。”張益警示說。業內人士擔憂，一些企業以低價中標拿到項目后能否真正有效運營、達標排放，如果政府提價還好，若政府不漲價，只能犧牲環保，造假盈利。
　　
　　生態共融助陣
　　
　　這不，在海南三亞的鳳凰鎮，某環保能源(三亞)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森林就遇到過這樣的問題。眾所周知，垃圾焚燒可以變廢為寶，但垃圾焚燒廠的落地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北京、上海、杭州、廣東、江蘇等省市都遭遇過落地難題，在公眾的認知里，垃圾焚燒廠排放的煙氣特別是二噁英對健康會造成嚴重危害，垃圾臭味難耐。“垃圾處理廠可以建，但就是不能建在我們家附近”。
　　
　　由于近幾年三亞垃圾的急劇增長，2013年，在鳳凰鎮建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消息一傳出便遭到了附近水蛟村村民的反對。王森林索性就住進了村里，而且一住差不多就是40天，每家每戶去做工作，為村民們講解項目使用的技術和環保監督的手段，為村民發放宣傳手冊，甚至組織村民到光大已經運行的常州、蘇州的焚燒發電廠實地參觀。就這樣，村民的疑慮消解了，項目終于得以開工建設。
　　
　　項目開工及建成后，村民還時不時去工廠參觀。公司把職工宿舍也修到了廠區里，村民們看了以后就更放心了。為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公司與三亞市環保局、園林環衛局合作實現在線監測聯網，開通實時在線查詢功能，同時還通過電子屏將重要環保參數對外公布。
　　
　　對此，該企業副總經理蔡曙光曾表示，與社會共融的生態理念是化解鄰避沖突的有效途徑。
　　
　　單有信息公開還不夠，相應的生態補償也不可或缺每處理一噸非本區域的生活垃圾，受益區域的財政要補貼50元，用于產業園內生產設施的技術升級、環保設施的建設及生態恢復。對于杭州九峰項目，杭州市政府按照每噸垃圾75元的價格補貼給項目所在地政府部門，用于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
　　
　　（參考資料：經濟參考報、中國環境報、人民網、人民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