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ui近生物醫學技術，如干細胞和人類基因編輯將成為人類疾病治療的重要技術，但這些技術的不適當應用可能會帶來倫理學問題。哈佛大學心理學家Steven Pinker在《波士頓環球報》發表一篇觀點文章，認為這種過分的倫理監督將干擾創新速度，正面意義很小。文章的激進觀點迅速引起社會媒體和科學家的討論，許多人都不同意Pinker的看法。如倫敦生物倫理學家兼律師Daniel Sokol專門寫博客反擊他。倫理學不是為反對研究而存在，倫理學也樂于鼓勵能減輕人類疾病和痛苦的研究，但倫理學本質上是盡量避免或減少研究中受試者的痛苦，因為許多被錯誤夸大的好處（如假定的治療作用）有可能導致對受試者不可估量的傷害。
Pinker在文章中寫到，生命和疾病是一對孿生兄弟。我們都有朋友和親屬困擾于身體或精神疾病，如癌癥、心臟病、老年性癡呆、精神分裂癥和抑郁癥等。疾病后果項目曾經試圖測算每年因為疾病和死亡造成的壽命減少，2010年大約為25億年，相當于每個人因為疾病每年浪費4個月。這種影響遠遠超過犯罪、戰爭等影響的總和。倫理學規則導致研究被延遲可能會導致許多患者無辜喪命，因為這些治療方法可能對他們有作用。他認為生物技術的未來很難預測，基于對生物技術預測的一些政策也無法有效降低風險。
加大生物醫學的投入比任何其他領域的投入都有價值，而倫理學的所謂作用就是干擾生物醫學研究進程的麻煩制造者Get out of the way。
斯坦福大學法律教授Hank Greely指出，1975年艾斯洛瑪爾會議就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1975年，世界*生物學家同樣聚集在艾斯洛瑪爾，討論了新型生物技術，通過改變基因來改造生命。由于擔心可能導致生化危機和帶來倫理難題，科學家限制了某些實驗。會議出臺了DNA重組研究的指導方針，從而使相關實驗得以健康有序進行。對某些可能帶來潛在危險的生物學技術進行適當限制，是非常有價值的工作。
西北大學范伯格醫學院生物倫理學家Alice Dreger認為，Pinker所謂人類受試者受充分保護是*的錯誤看法。她在博客上寫道，雖然理論上倫理學審查都按照規定執行，但實際上效果并不那么理想，許多倫理審查委員會為保護自己所在研究機構的利益，普遍存在忽視受試者潛在危害的問題。
Pinker回答Dreger質疑說，雖然有些領域人類被試確實沒有受到足夠保護，但在另外一些領域卻因為倫理學審查過分嚴格而導致研究被耽誤。他在接受采訪時說，他的看法并不是說減少保護受試者，但不能因為有受試者沒有被保護就增加更多數量的繁文縟節或懲罰性規定。
也有一些人同意Pinker的看法，認為太多生物倫理學審查只會增加官僚習氣。牛津大學生物倫理學家Julian Savulescu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寫道，生物倫理學家往往很難決定合適對研究進行審查，什么時候隱退。在識別有問題的研究和限制好的研究方面，倫理審查經常難以有效發揮作用。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研究基因組學和倫理學的Stuart Nicholls也參與了網絡討論，他認為很難評估倫理規則的有效性。他和同事zui近進行了近200項研究對倫理學審查的效果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大多數倫理學審查只從行政角度評價是否符合倫理學規定，而不是從保護受試者角度出發。
Nicholls、Savulescu和Dreger說，對新技術方法的生物倫理學審查往往會過于謹慎。廣泛限制或暫停新興技術的使用一般是不恰當。
5年前科學網李俠教授就介紹過pinker教授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9-238355.html
 
Steven Arthur Pinker（1954-），加拿大裔美國人，網上介紹是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利爾人，1973年從Dawson College 學院畢業，1976年從麥吉爾大學獲得實驗心理學學士學位，1979在哈佛獲得的博士學位，先后在MIT和斯坦福大學工作，目前在哈佛大學工作。我從他的主頁上看了一下這兄弟的簡歷，好家伙，獲得NSF等基金有10余項，出版著作幾十本，出版學術文章數百篇，獲得六個榮譽博士學位。2004年被《時代雜志》評選為世界上zui有影響的100人之一，2005年又被評選為zui的100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有The Language Instinct (1994)，How the Mind Works (1997)，Words and Rules (2000)，The Blank Slate (2002)，and The Stuff of Thought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