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領導之聲】行政手段操作空間有限，法律手段不具備合意性，真正可靠、效應無誤的轉型升級出路和可充當主力的調控長效機制，即經濟手段，才能把真正低效、落后、過剩的產能擠出去，實現可持續發展。　　節能降耗方面，政府行政手段為主的選擇式“關停并轉”，雖仍然被反復強調，但其操作空間有限，僅適合為數不多的大型企業；以法規劃定“準入”技術標準的“正面清單”方式，邏輯上說可以用來面對中小企業，但如果以此為主來操作，一定會產生為數眾多、防不勝防的“人情因素”和設租尋租，發生事與愿違的種種扭曲和不公，效果亦不具備合意性。
　　
　　面對日益嚴峻的霧霾等污染，難道真的沒有什么應對手段了？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真正可靠、效應無誤的轉型升級出路和可充當主力的調控長效機制，是通過改革，以經濟杠桿手段為主，讓本應決定性配置資源的市場力量充分發揮公平競爭中的優勝劣汰作用，把真正低效、落后、過剩的產能擠出去，進而引發出來一個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經濟社會發展“升級版”。
　　
　　“只有真正形成以經濟手段為主的思路，在市場經濟發展運行中基于利益導向、利益制約的優化，通過經濟杠桿手段依法對事不對人的規范的長效機制，才能有效促進節能降耗、減排治污。”賈康說。
　　
　　在提到資源稅改革的要領時，賈康建議，首先，政府方面要掌握好推行過程中的力度，使大多數企業經過努力在新的稅負形成影響壓力下，能夠繼續發展，少數企業被淘汰出局；此外，當這個比價關系的稅負傳導到終消費品價格的時候，政府應該及時、適度提高低保標準，以保障低收入人群基本生活的能源需求。
　　
　　賈康提出加快環境稅立法，按照財稅改革的部署開征環境稅。他建議，在保持宏觀稅負穩定的前提下，一方面進行結構性減稅，選擇一些特定稅種削減其稅負水平，比如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等；另一方面通過結構性加稅，即開征環境稅彌補減稅帶來的稅收收入減少。
　　
　　而未來環境稅收入歸屬和使用上應當更多向地方政府傾斜，由地方政府承擔更多的環境治理以及監督企業減少污染排放的職責。在賈康看來，應當抓住有利時機加快環境稅立法。因為環境問題凸顯，民眾對出臺更多保護環境措施的呼聲很高。此外，他建議通過開征環境稅，引發相關的行政、司法、社會管理體制的“法治化”配套改革。
　　
　　中國的能源開發利用缺乏頂層設計和通盤規劃，導致產能過剩和能源浪費，同時也增加了環境壓力。應對霧霾這樣的環境危機因素，行政手段發揮效應的范圍相當有限，必須回歸到市場配置資源這個基點上，讓經濟手段充分發揮作用。換言之，就是通過利益關系促使所有市場主體千方百計地節能降耗，在產業傳導過程中一步步地推進中國經濟升級版。
　　
　　賈康指出，中國現在從中央到省、市、縣、鄉鎮五級，公共部門債務占GDP的40%左右，債務總體而言處于安全區之內，但并不意味著可以對風險掉以輕心。建議盡快修訂《預算法》，要把“開前門”落實在法律上，掌握已“登堂入室”的地方債務，區別一般公共債務和政府公共債務。同時，編制好資產負債表和政府公共負債體系，探索防范風險的償債基金。引導地方融資平臺，使其在未來的存續期內更多地對應有現金流的項目建設。
　　
　　（賈康，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