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垃圾分類試點的失敗，給當前我國垃圾處理工作蒙上了一層陰霾。垃圾分類難在何處？難道真是因為國人素質低下？垃圾分類之憂到底該由誰來破解？這些都是亟需理清的迫切問題。

　　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廣州、深圳、廈門被確定為全國8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現在，14年過去了，似乎效果并不明顯，垃圾分類為什么這么難？
　　
　　垃圾分類難，不能只怪民眾素質低
　　
　　合理的垃圾分類不僅能節約國家財力，減少浪費，更能讓垃圾得到合理消化，緩解垃圾圍城的囧狀。事實上，經過國家宣傳，大多數的居民也接受垃圾分類的理念，但是我國的垃圾分類工作依然長期停滯不前，8個試點城市尚且效果不明顯，更何況其他城市？垃圾分類為何總是知易行難，普及知識容易，行動卻往往虎頭蛇尾，半途而廢，難道真是我國人民素質低嗎？
　　
　　加強國民垃圾分類的知識和理念等軟件建設，讓人們養成垃圾分類的習慣和意識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垃圾后續處理的硬件支撐，軟件再好，也終會疲軟。很多地區在開始積極幾天之后，會出現意識倒退，重新歸于垃圾混放，就是因為垃圾分類的積極性受到了打擊，政府應首先建設垃圾分類處理系統的硬件設施，讓垃圾分類的理念有運行的平臺載體。
　　
　　現在我國各大城市基本完成了分類垃圾桶的布點，尤其在8個試點城市，各小區、單位等公共場所都佇立著分類垃圾桶的英姿，但是不少市民卻發現，即使我們分類投放了，垃圾車回收時，卻是混收的，如此一來，市民們的分類投放還有何意義？垃圾分類是個系統的工程，一個環節滯后都會帶來整個系統的運行難題。
　　
　　垃圾分類要成功，消費觀念須轉變
　　
　　近日，廣州市舉行了“垃圾分類萬人行”，可謂全民動員，聲勢浩大。事實上，廣州市在垃圾分類方面的工作投入了包括資金、政策甚至是市長的臉等大量的人力物力。然而，即使做好了垃圾分類工作，廣州市的垃圾問題依然很難解決。
　　
　　首先，消費觀念沒有改變，多即是好的面子觀根深蒂固。本人曾經帶領志愿者做過一個餐廚垃圾的調研，大部分的餐廚垃圾的產生不在于居民家庭，而在于酒樓食肆。其中，以公司請客和婚宴宴席所產生的垃圾為主。可以看到，在公共生活中，社會大眾還是非常愛面子，認為如果請客吃飯光盤了，太寒酸了！于是，我們所消費的遠遠超過我們所需要的，但不曾有認真的反思。
　　
　　其次，源頭減量沒有政策約束，產品設計不便于分類回收。我們日常消費的產品，大多都是過度包裝或者用復合材料制成。過度包裝的產品，無形中制造了很多垃圾；而結構復雜、不容易拆解或使用復合材料的產品，對垃圾分類來說更是天大的難題。現在的產品采用無縫的設計、每個部件都做得精細和不同材質，這樣一來就增加了市民對其進行分類的難度。
　　
　　因此，消費者教育這一片空白如果沒有跟上、產品環保設計沒有保證的話，可以預見，我們越分類，所扔的垃圾也就越多。這道理，就像治理交通擁堵的怪圈一樣———車多只好修路，而路寬了車就更多。
　　
　　專業人士對于現在廣州的垃圾分類工作比較悲觀。沒有觸及到消費教育層面，更不要說可持續生活的價值觀層面，也沒辦法對生產企業進行下手———廣州市民消費著來自各地的產品(而這些雜七雜八的產品都扔在廣州)，光靠廣州一個城市，是不可能要求其他地方甚至外國的廠商在生產設計的過程中考慮環保降解、容易拆解。
　　
　　還有一個更無奈的原因，廣州這座城市的建設和發展，已經跟不上人口的發展和個人消費水平的發展。隨著廣州市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將會有更多的產品和更多的消費———而這是我們常常說的更高的GDP。
　　
　　城市發展太快，而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卻沒有懂得怎樣在城市里面生活———而這，是垃圾分類可以解決的嗎？
　　
　　垃圾分類之憂該由誰來化解
　　
　　垃圾分類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其不可能由政府大包大攬，不斷增設機構、增加編制和人員，也不符合向“小政府、大社會”轉變的潮流和方向。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就可以當甩手掌柜，不拿出具體的推動方案和引導措施
　　
　　“深圳垃圾分類大的困難和障礙是什么？也許大家看法各不相同。我認為，組織機構不健全和人員配置力量薄弱，是目前深圳垃圾分類推進的大軟肋。”深圳市人大代表陳壽生坦言，市一級設置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分類事務管理中心（以下簡稱分類中心）這個專門機構，但各區均為臨時機構和臨時抽調人員，不僅要搞垃圾分類，還要兼顧城管其它繁多的工作。“按照規劃，深圳明年要全面推進垃圾分類，這是一場攻堅性戰役，各區作為垃圾分類具體操作實施單位，其臨時機構和人員就像是不成建制的‘游擊隊’，如何應對這場戰役呢？”
　　
　　而對于人大代表的建議，深圳市編辦的態度也很明確，即不能加人，“目前按照國家有關財政供養人員只減不增的要求，各級政府必須嚴控機構編制事項。”
　　
　　人大代表的憂慮不無道理，其指向的是垃圾分類的嚴肅性和可持續性，即垃圾分類是一項科學性和專業性極強的工作，且事涉繁雜，要推動這項工作顯然不是光喊喊口號就行，而須從機構到人員等等都要有充足的配備。市編辦則給出了另一條途徑：垃圾分類不能由政府大包大攬，得充分調動企業、社會組織、志愿者等社會各界力量。
　　
　　從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來看，“社會”確實在推動垃圾分類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譬如香港將物業管理公司作為主要合作伙伴，讓物業管理公司在政府與居民之間起到橋梁作用，物業公司的主要職責有四：一是確保住戶愿意及能夠先在住宅內將回收物品妥善分類，然后再放到收集點；二是規劃購買和放置垃圾分類設施，根據實際環境及樓宇特點，在每層樓“度身訂造”適合的廢物分類和回收模式；三是盡可能記錄回收物品及垃圾收集數量，以便比較實行“計劃”后的成效；四是定期收集廢紙、塑料及金屬。其他回收物品，例如舊衣服、電腦、電器電子用品、電池等，可每隔一段時間收集一次。此外，回收的物料可直接賣給回收商，所得額外收益由管理公司或清潔承辦商回饋居民。
　　
　　垃圾分類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其不可能由政府大包大攬，不斷增設機構、增加編制和人員，也不符合向“小政府、大社會”轉變的潮流和方向。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就可以當甩手掌柜，不拿出具體的推動方案和引導措施，在不增加編制的前提下，如何充分調動企業、社會組織、志愿者等社會各界力量，有沒有細化方案，具體又該由哪個部門負責規劃、執行？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須得到很好的回答，否則后的結果可能是人的確沒增加，事卻始終沒人管，留下的只有一堆無力的建議和泡沫般的美好預期。
　　
　　無論從城市發展還是民生幸福的角度來考量，推動垃圾分類都是每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但從范圍來看，這都是項極為艱巨的工作，有可能得花上一代人的時間。但有困難，不代表就可以只空談不實干，化解垃圾分類之憂，還須多拿出有成效實招，即使是微創新、微進步，日積月累，也終會有所收獲。
　　
　　完善垃圾分類收集和處理是中國城市垃圾處理的大趨勢和必然要求，小垃圾考驗政府大智慧。我們應重視起來，盡快從失敗中尋找經驗，以科學嚴謹的態度找出問題的癥結，建立有序的垃圾處理體系，制定更合理的操作辦法。垃圾分類問題是一場慢性病，需要長期的制度支持，堅持服藥，不能稍有思想放松，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治理，只能造成效果不佳的局面，只有政府長抓緊抓，才能讓垃圾頑疾得到良好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