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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城市化發展進程的加速，城市作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行政單元，在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各維度都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企業作為城市的主要經濟組成部分，在促進城市ESG建設發展方面起到支撐性作用。本文以北京為例，從城市可持續發展視域出發，淺析企業ESG發展的現狀、挑戰和未來展望。
一、ESG視角下的城市發展
從全球視角來看，城市往往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行政單元，依據聯合國人居署截至2021年底的統計數據，全球城市雖僅占2%的土地面積，但GDP占比達70%、消耗超過60%的能源、排放超過70%的溫室氣體、制造占比70%的垃圾。在城市化愈漸加速的現下，城市是解決當今許多全球挑戰的最佳舞臺，從企業到社會轉型，從極端貧困和失業到環境退化和氣候變化，我們可以通過有效的干預措施來應對各類可持續發展挑戰，并產生廣泛且積極的累積影響。
圖1 城市·經濟與消耗平均現況（截至2021年底）
數據來源：聯合國人居署
從城市尺度上的可持續發展評價主要有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聯合國人類居住規劃署提出的《新城市議程（New Urban Agenda）》，其內容基于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對社會、經濟、環境和空間可持續性發展進行指向和探討，與ESG現今全球公認推動可持續發展工具的指標相輔相成。聯合國層面已建立全球城市監測框架，從核心城市指標項為展開協助各城市履行可持續發展目標；從國家層面，則可以芬蘭為例，不僅是全球可持續發展標榜國家，更利用資源的地方評估來振興多級別對話，主動識別城市關鍵驅動因素、并努力促進城市包容度的平臺搭建。
視線回到國內，我國已定期追蹤并發布國家層面的《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進展報告（2021）》，未來如計劃從城市維度推動可持續發展轉型，以《新城市議程》為重要參考補充完善城市評價指標、統計年鑒數據或將迫在眉睫。
表1 《新城市議程》參考議題與執行路徑
數據來源：聯合國人居署，中財大綠金院整理
從城市視角進行可持續發展評價，勢必對地方產業、企業、基礎設施建設等經濟、社會服務體系為展開。聚焦北京市行業ESG信息披露方面，截至2023年3月底中財大綠金院ESG數據統計，全北京460家A股上市企業整體ESG評級中位偏上，AB檔企業共計278家(60.43%)，CD檔企業182家(39.57%)，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圖2 北京A股上市公司ESG評級分布
數據來源：中財大綠金院
單位：公司數量/家(截至2022年底披露數據統計)
從獨立編撰ESG/社會責任報告的披露意識來看，460家企業中僅72家(15.65%)獨立編制并披露，并以制造業和金融業意識為領先執行；從發布報告的企業屬性來看，則以中央國有企業為表率(50/72，占比69.44%)。
圖3 A股-北京市獨立披露企業ESG/社會責任報告所屬行業分布
數據來源：中財大綠金院
單位：公司數量/家(截至2022年底披露數據統計)
圖4 A股北京市獨立披露ESG/社會責任報告企業屬性
數據來源：中財大綠金院
單位：公司數量/家(截至2022年底披露數據統計)
未來，北京市在“十四五”發展規劃和產業細分布局指引下，一方面需更在發展重點產業中進一步關注產業鏈全生命周期的ESG行動，將可持續和高質量發展布局前置；另一方面需更為注重城市更新、可持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如何平衡超大型城市出行的不平等、以及教育、文化、享有基本服務等人文環境打造；以上，如何將ESG融入城市規劃，嵌入城市更新/建設的方方面面，如何以科技支持城市治理效率提升等均是對城市治理維度的長線挑戰。或可試建構城市及京津冀區域聯合體可持續評價體系、項目ESG評價體系等作為城市可持續發展指導方向。
二、我國ESG發展現存挑戰
我國ESG相較于歐美國家尚處起步階段，但發展速度迅猛。結合過往中外企業ESG研究和本次評選企業的經驗，可以看見市場頭部企業在ESG實務和披露方面已經做了非常多樣化和充分的嘗試。從執行路徑趨勢而言，企業ESG發展多從組織架構、可持續發展戰略開始，到ESG的行業特色化執行與表達，并均已有初步建構和實效驗證。在EGS信息披露方面，各企業參照國際ESG通用指標對內外部進行梳理，通過獨立發布社會責任報告、碳中和路線規劃等方式披露。
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誠然國際ESG標準和方法學具有可推廣、可復制的先進經驗，在全球資本市場上具備權威性與品牌效應，但與之相對應的地域不可比性也不容小覷。據中財大綠金院對比不同評級機構下中國A股ESG評級分布情況，中國A股上市企業在MSCI和FTSE Russell等ESG評級中呈現左偏、普遍低估的情況。
究其原因，一是國際標準缺乏針對中國市場的特色化考量，橫向可比性不強。二是中外ESG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不同，ESG評判標準存在差異。三是國有企業是中國市場的特有主體，國際指標缺乏針對國有企業的有效指標。四是中外產業結構的差異導致行業實質性因素不同，國際ESG評級可能缺乏對中國行業關鍵議題的關注。五是國際評級機構對中國ESG信息和數據獲取存在難度?；谡Z言差異和信息獲取渠道的差異性，國際評級機構在對中國市場主體的信息捕捉和解讀存在一定障礙。
因此，在ESG本土化發展方面，一是亟需推進ESG發展配套政策，包含但不限于強化ESG信息披露要求、明確ESG指標框架、金融機構ESG風險管理，督促各層級市場參與主體ESG發展理念深化，多視角探索本土化ESG發展亮點和融通難點。二是積極推進本土化ESG指標研究，重點關注本土化特色與國際通用指標的融通、轉化，如在環境維度融通生態環境和碳中和的相關內容，在社會維度納入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共同富裕；在治理維度則重點關注國有企業的社會功能性角色，其特有的治理特點等。三是積極探索ESG產品創新研究與實踐，以成果與國際資本市場對話，展現差異化ESG指標的重要性。
舉例而言，中財大綠金院為更全面客觀的對中國企業進行ESG評級，創新開發兼具中國本土特色和國際準則的“1+1 ESG評級體系”，旨在與國際可持續發展方向契合，滿足國際投資者觀察視角的同時，包含中國本土特色指標，更為針對的衡量中國企業的ESG表現，為國際投資者參與到中國ESG投資市場提供有效的參考依據。在市場驗證下，路孚特、德交所等已在其投資管理中開始關注中國本土ESG指標補充，德交所下屬指數公司STOXX與中財大綠金院合作開發“STOXX-IIGF中國A股ESG指數”。
三、城市的經濟主體——企業的ESG發展
隨著應對氣候變化和“雙碳”目標成為熱點議題，“可持續發展”“企業社會責任(CSR)”“環境、社會和治理(ESG)”都被推上前所未有的風口浪尖，雖然在一些場景下存在這交替使用的出現，但究其根本還是有著一定延伸、演化后帶來的本質差異。
可持續發展是企業社會責任(CSR)和ESG之目標所在，是最終實現和達成的宏觀框架，且可持續之于不同實體或有著截然不同的方向和內容。相較而言，企業社會責任(CSR)和ESG都將更為具象化于執行和行為。
企業社會責任（CSR）則頗具有ESG發展前身的意味，由歐美早期工業革命下劇烈的環境負面反應下提出。相較于ESG，CSR表現為更“印象主義”的模糊和定性行動，是企業收益后對社會和環境的正向回饋。但如何將企業的價值鏈與社會和環境效益進行捆綁還較為糾結，尤其是隨著時間推移社會和環境問題愈漸突顯、有限資源沖突漸現激烈的情況下，CSR開始顯現出其不足以應對評定需求的增加。
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為可持續發展和企業負責任行為的最終落點和實踐工具，其將使長期以往的期待和努力變得可衡量、可跨行業評價、可風險預測和規避，ESG通過質性和量化指標設計的靈活性和適應性使其可將可持續發展議題依據不同目標主體作針對性解構，在具有普適性跨維度和行業同比的同時，以實質性/關鍵議題設置提升其風險分析和管理的能力。
現階段，如上文所述，從國際到國內均尚未設有統一的ESG指標體系，但也意味著我們有更為深入參與體系設計和適應性反饋-調整的機會。尤其是中央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特色經濟和社會發展主要動力，一方面依據國務院國資委2022年5月印發《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質量工作方案》中明確以央企上市公司為風向標向市場表達對ESG的執行重視程度；另一方面也立足于區別純市場盈利目的企業，探尋承擔一定社會功能和經濟結構支柱角色的中國特色屬性的企業ESG發展路徑。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也需額外重視ESG國際化語言轉述和表達發展，是讓資本市場能看見中國ESG的發展速度，同時也因是為提升ESG整體績效評估的精準度是需要多方努力和將心比心的共同結果，提出多視角下的溝通和磨合需求。
四、城市的經濟主體——企業的ESG發展
在推進ESG執行方面，強制性信息披露可以為一種手段，但依舊需要注重階段性循循善誘和整體意識提升，避免出現“漂綠”ESG僅為形象工程的誤解。
ESG階段性布局，需注重ESG“外源內生”的結構性推進。在經濟可持續發展轉型需求下，確立ESG能夠幫助以個體為標的可持續轉型路徑探索、機遇識別、風險規避和管理效率提升，并從而督促整體經濟向ESG轉變的思想。避免將ESG理解為企業形象工程等浮于表面的執行等阻礙ESG發展的最大桎梏。
企業(含金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本質上是可持續的盈利能力，ESG區別于片面的履行“社會責任”，更多的是管理思路的轉變。以ESG為指導更為具象化的指標，不僅可以在全球碳中和大趨勢下更為敏銳的捕捉企業在價值鏈各環節的潛存風險，將風險防患于未然或降至可控制范圍；更可以拓展更高階的能力，發現在變革社會中的全新機遇。企業通過識別新機遇和降低風險損失，不僅是對企業各層級管理效率與聯接的考驗，更是企業在新經濟格局下未來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盈利能力的根本所在(具體可參考ESG管理“七宗罪”內容描述，治理維度均可靈活替換為不同評價主體下的ESG管理層和執行層)。
表2 ESG管理“七宗罪”
參考來源：中財大綠金院
從ESG行業特性和地緣因素來看，目前之于企業ESG事務的指標多為國際通識性指標，一方面是具有行業特性和地緣性的考量有限，另一方面通用性指標下的指標顆粒度不夠，存在一定程度上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引導性不夠強、不具有針對性，且在執行上無法有效設置優先級來高效率推動ESG實務進程。對于中國實體企業而言，除了響應強市場需求外，還需緊隨我國地方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境況和特點，結合地區環境和社會發展需求漸進式推進，在自身能力范圍內作ESG探索，在中央整體的ESG“balance sheet”上作區塊劃分以實現平衡地區經濟、企業發展、穩定民生需求，讓可持續發展作深度勾稽。
從北京市規劃布局分析，一是可以從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區兩翼為建設要地，首將ESG理念融入城市發展進程中，并以產業鏈全生命周期為企業ESG意識深化和發展指向。二是將ESG評價指標(含財政ESG)納入區域數據統計，以數據為追蹤和支撐探尋從城市到產業到企業的ESG體系建設和聯動生態圈打造。三是規劃ESG發展梯隊，參考如“高排放強度-經濟支柱產業-2441高精尖產業-產業鏈”作漸進式推進。四是通過京津冀產業協同發展布局，將新區發展探索經驗輻射至京津冀全產業空間和城市ESG發展建設(具體北京市/京津冀產業規劃參見如下)。
表3 《北京市“十四五”時期高精尖產業發展規劃》—“2441”高精尖產業
圖5 《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一覽
數據來源：中財大綠金院，公開材料整理
五、未來展望
ESG若要實現全面且深入推進，出臺統一的標準、框架體系和披露流程是ESG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
從國際視角看，已有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推動全球可持續披露標準建設，發布《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第1號——可持續相關財務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第2號——氣候相關披露(征求意見稿)》。目前通過參與征求意見稿了解，ISSB披露標準中關于行業特性考量已經對11個大類68個二類行業作了一定程度細化，并針對不同行業關鍵指標提出定性還是定量信息披露的建議。關于不同區域、文化背景、發展階段等議題，就像之前我們聊到的固然存在差異帶來的指標從設置到披露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在給企業帶來披露難度的同時也不可否認為ISSB的披露標準建構帶來挑戰。
從國內視角觀察，無論是國資委全新成立社會責任局，還是發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質量工作方案》的文件中要求2023年全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需披露ESG報告的要求，以及我們正在參與設計此發文下企業ESG信息披露框架，均是披露標準和框架即將形成一致性的行進過程。
未來的ESG信息披露和評價體系，將是ESG行為市場反饋和ESG投資的重要工具，其評價原則、標準和方法是保證評價結果全面性、客觀性、公開性和可用性的核心。因此需關注并體現：
一是國際通用指標，以成熟市場經驗反哺國內ESG評級探索，并保證與國際社會交流與對話的同頻。
二是本土化指標，杜絕拿來主義的不適配性，ESG評級的有效性需充分考慮地方經濟、法制體系、社會和文化等多重背景。
三是行業特色化評估，各行各業差異化的ESG重大性指標需開展針對性評估，以更為精確衡量企業實質性的ESG行動對經營績效和風險敞口影響。
四是動態調整，ESG評價需綜合“地理”和“時間”橫縱向兩個維度進行適時適地的動態調整含權重調整，以更為匹配不同地域的政策及產業發展階段、社會民生的差異化需求和潛存風險。
當然，除此指標體系設計和動態更新外，ESG市場數據渠道、數據采集、內容解讀、定性/量轉化和方法學對未來ESG評價結果和科學發展也至關重要。
原標題：IIGF觀點 | 城市可持續發展視域下企業ESG發展淺析——以北京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