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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當前我國的環境政策實踐向市場激勵型轉變，環境保護稅已全面開征，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也已全面開啟。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能產生污染減排的經濟激勵，引導企業污染治理和技術創新，蘊含著巨大的經濟紅利。而為激發環境規制的引導作用，在推進污染防治過程中，金融部門是否進行積極的支持和引導顯得尤為重要。對此，本文探究環境規制沖擊下我國排污企業的污染減排行為，以及企業融資約束對其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機制。基于2007年排污費提高的政策沖擊，本文使用倍差法和2004-2013年工業企業污染數據集進行實證研究。通過對企業污染排放、產出調整和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分析，本文發現我國排污企業減排方式存在較大的異質性，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存在較明顯的減產方式減排，這對經濟產出存在較大的沖擊，而企業環境投融資約束是影響企業污染治理和減排的重要因素。
本文的創新和貢獻為:第一，本文從融資約束角度探討影響環境規制政策效應和企業污染減排的因素，既豐富了現有關于環境規制效應和污染減排的文獻，也為我國持續推進污染減排和綠色金融發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啟示;第二，本文使用微觀企業污染數據集和倍差法進行研究，所用數據文獻中還較少使用，所用計量方法也有助于識別因果效應，因而本文研究設計具有創新性。
二、政策背景、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 政策背景: 排污費征收標準調整
2007年，國務院印發《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要求全國按照補償成本治理原則提高排污費征收標準，分三年將SO2排污費由原來0.63元/kg，提高一倍至1.26元/kg。本文選取排污費征收標準調整作為環境規制的代表，并統計了2007年-2013年間排污費征收標準全面提高一倍及以上的省市地區。
(二)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由于環境規制(比如環保稅、碳稅)會引起環境資源成本上升，在實現污染減排的同時，企業生產經營可能受到負面影響。
金融部門的合理支持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企業緩解困境。當企業面臨較松的融資約束時，企業環境投資的成本和風險可以通過外部融資分擔，企業面臨的現金流壓力也較小，此時與減產相比企業污染治理的收益可能更大，從而企業采取環境投資和污染治理的方式減少排放，企業的污染排放強度則顯著降低，排污費提高對產出的負面影響也變小。相反，當企業面臨較緊的融資約束時，企業進行環境投資的外源融資需求無法得到滿足，較高的投資成本和經營風險導致企業污染治理激勵難以實現，從而企業采取減產方式減排，這則對產出存在顯著負面影響。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排污費提高后，企業污染排放顯著下降，并且企業污染減排行為存在差異。
H2:融資約束通過影響企業的污染治理導致企業污染減排行為產生差異。融資約束抑制企業污染治理，加劇排污費提高對產出的負面影響;而放松融資約束會促進企業污染治理，緩解產出所受到的負面影響。
三、研究設計
本文設定如下基準回歸模型:
其中，i表示企業，k表示兩位數行業，p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變量lnY為企業層面被解釋變量，包括污染物排放量、排放強度和企業生產總值等，以對數形式呈現;核心解釋變量Treated是表示處理組排污費提高的虛擬變量。
為聚焦分析環境投融資約束對企業污染減排的影響，本文基于政策實施前污染排放強度高的企業樣本，實證分析融資約束對企業污染減排行為和效果的影響，同時也對低污染企業進行檢驗。回歸模型設定如下所示:
其中，lnIE為企業利息支出對數。
四、主要研究結論
本文主要的研究結論包括:
第一，在面臨環境規制沖擊后，企業之間表現出明顯的減排行為和減排效果差異:大型企業污染排放水平和排放強度顯著下降，但產出未受顯著影響。相反，中小企業污染排放水平和排放強度未顯著下降，產出受到顯著負面影響。如表1所示，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表現出明顯的政策效應異質性，大企業的SO2排放量和排放強度出現顯著下降，但產出的估計系數不顯著為負，而中小企業的SO2排放量和排放強度不顯著下降，但產出卻顯著下降。
表1 大企業與中小企業政策效應異質性
第二，基于環境投融資角度的分析揭示，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抑制了企業的污染治理，加劇企業的產出調整，最終削弱了企業污染減排效果。如表2所示，回歸結果中所有融資約束交互項的估計系數均統計顯著。在列(3)排放強度方面，估計系數顯著為負(-0.0371)，而在列(2)產出方面，估計系數顯著為正(0.0202)，這表明融資約束越松，企業污染排放強度越低，排污費提高沖擊對產出的負面影響也越小。最后，在列(1)排放量方面，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融資約束越松，企業減排幅度也越大。
原標題：文獻分析|環境規制、融資約束與企業污染減排 ——來自排污費標準調整的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