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是人類活動中重要的基礎材料，其化學穩定性好，不易降解，高效高性能、單位成本低， 因此在社會生產和居民生活中應用廣泛，自1950年以來，塑料的使用量一直呈指數級增長。但由于不規范生產、使用、丟棄、處置塑料，會造成資源能源浪費，帶來生態環境污染，影響群眾健康安全， 給世界帶來了巨大可持續性挑戰。目前，人類并沒有找到可以大范圍替代廣泛使用于社會生產和居民生活中的塑料的環保材料。
 

　　數據統計，每年生產超過3.3億噸塑料，每年使用5000億個塑料袋，每分鐘就會售出約100萬個塑料瓶，預計到2050年這一數字將增加兩倍。現在每年約有1000～2000萬噸塑料垃圾流入海洋，相當于每分鐘就有一整輛卡車的垃圾傾泄入海，據估計海洋中大約有6億噸塑料垃圾，僅美國每天就有約800萬顆塑料微粒被排放到海洋中。難以降解的塑料垃圾每年造成數十萬海洋生物的死亡，還以碎片、顆粒狀的微塑料形式出現在海洋食物鏈中，進入我們的飲水和食物中，影響人類健康，成為重大環境隱患。“太平洋棱皮龜被塑料繩橫腰勒住，塑料繩已深入背甲和腹部組織;澳大利亞哈梅林灣藍鯨擱淺，腹腔里發現各式各樣的塑料袋;波羅的海環斑海豹被塑料袋套住口鼻，奄奄一息;微塑料能存在數百年時間，將持續危及海洋生態，到2050年海洋中塑料垃圾的總重量可能將超過魚類;每年有100萬只鳥類和至少10萬只海洋哺乳動物因進食塑料垃圾或被塑料垃圾纏住而死亡;我國每天產生的塑料餐盒摞起來相當于339座珠穆朗瑪峰……”當我們看到這些觸目驚心的畫面，聽到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時，我們不禁要問，塑料到底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材料，還是扼住地球呼吸的“白色污染”?
 

　　防治措施逐步完善升級
 

　　塑料污染問題一直以來都是世界關注的重要熱點問題之一，早在30年前德國與日本就有針對包括塑料污染在內的廢棄物回收體系立法，1994年歐盟發布廢棄物框架指令(WFD)和包裝廢棄物指令(PPWD)，成為歐盟包裝回收率穩步增長的關鍵驅動因素。2017年以來，對于海洋塑料污染的關注以及人類在環境中檢測出大量微塑料顆粒現象，塑料污染防治再次成為熱門話題，歐盟于2018年修訂了WFD和PPWD，2018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以“Beat Plastic Pollution”作為世界環境日主題，并發布了Single-use Plastics: A roadmap for Sustainability 報告，呼吁全世界齊心協力對抗一次性塑料污染問題。
 

　　作為世界塑料制品生產和消費第一大國，中國政府也積極開展塑料污染治理措施。我國首次針對塑料污染問題的政策可以追溯到1999年，國家經貿委出臺政策要求2000年底前淘汰一次性發泡餐盒產品。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國辦發〔2007〕 72號)九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扎實推進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據估測，該《通知》實施10年以來全社會累計減少塑料袋消耗100萬噸以上。2016年，國務院發布《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率先確定對電器電子、汽車、鉛酸蓄電池和包裝物等4類產品實施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2017年，發改委、科技部也發布了相關文件，國務院《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中提出建立健全生產者責任延伸制。2019年，國務院發布“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提出限制生產、銷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擴大可降解塑料產品應用范圍。
 

　　早在2018年初，國家發改委及有關部門針對不同領域塑料制品的污染治理要求，研究編制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草案，前后歷時一年半時間修改完善。2019年9月，習近平主席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意見》草案， 并于2020年1月16日由國家發改委、生態環境部聯合發布(詳情請點擊：重磅!《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印發)。《意見》主要目標分了三個階段：2020 年，率先在部分地區、部分領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產、銷售和使用。2022年，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費量明顯減少，替代產品得到推廣，塑料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比例大幅提升;在塑料污染問題突出的領域和電商、快遞、外賣等新興領域， 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塑料減量和綠色物流模式。2025年，塑料制品生產、流通、消費和回收處置等環節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多元共治體系基本形成，替代產品開發應用水平進一步提升， 重點城市塑料垃圾填埋量大幅降低，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塑料廢棄物管理優先級
 

　　這些法律法規正在逐步完善，并很好地反映了可持續廢棄物管理理念，尤其是廢棄物管理應遵循的優先級：工藝設計預防>生產源頭減量>全生命周期循環利用>處理產生能源>終處置。因此， 塑料污染的治理從治理次序原則來講，首先應該考慮材料的重新設計，研發出可以替代塑料的環保替代材料。但目前來看，仍沒有發現可以完全替代塑料的材料，無論是經濟性還是實用性上，塑料都是可預見未來內暫時無法被廣泛替代的。當然，無論是可降解材料的研發，還是布袋、紙袋替代塑料袋，還是嘗試紙吸管替代塑料吸管，都是值得肯定的局部塑料產品嘗試被替代的進步，但其本質上都不是顛覆性的材料替代，而是人類嘗試改變生活習慣從而降低塑料的使用量，這是一些國家在特定領域開始執行“限塑令”的基礎，但始終仍難扭轉塑料污染的嚴峻形勢。
 

　　其次應該考慮的是生產源頭減量，生產者責任延伸(EPR)可能是產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以及公共廢棄物管理體系創新的答案，但EPR是一個龐大的體系，仍任重道遠。再次應該考慮的是循環利用，EPR會給循環利用創造更高效的渠道，直接利用是物質循環利用的高級，但大部分的塑料降級再生利用，其回收次數有限，利用效率、價值越來越低，而潛在的環境危害則越來越大，終仍將變成垃圾。雖然塑料循環回收利用在減少塑料污染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塑料代謝核算表明塑料循環回收利用的增長速度遠低于塑料產生量的增長速度，塑料回收率持續走低，使其無法成為其主要解決方案。后，對廢棄塑料妥善地進行處理處置是終端無害化的可行路徑，如將廢棄塑料送入垃圾焚燒廠焚燒。
 

　　可降解技術的探索
 

　　從材料的重新設計來講，塑料成為人類活動密不可分的基礎材料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化學穩定性好，不易降解，單位成本低。有科學報道稱塑料分解的時間可能從20年到1000年不等，而這樣的結論只是理論上的推測，并且是在提供了陽光、微生物、水分、空氣流動等實驗室條件下進行的。然而在自然條件下，特別是在填埋條件下，塑料其實是很難分解的，即使某些塑料可能在一定條件下發生光降解，但其被分解后形成碎片、形成微塑料反而是更危險的環境健康問題。微塑料進入水源，危及海洋生態系統，甚至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危害人體健康。有關微塑料的研究已經在世界各國展開，常見塑料(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等) 的分解反而成了危險命題。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出現提供了極具潛力的解決方案，但降解材料成本高、材質不耐熱、硬度不夠等應用性能上的短板較明顯，不斷的技術難點突破以及應用場景的差別化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應用短板。
 

　　目前為熱門的可降解塑料為聚乳酸(PLA)、PBAT和PBST，其中PLA是生物基，主要用于一次性可降解餐盒、水杯等，而PBAT和PBST是石油基，主要用于農用地膜、塑料袋的原材料。不同的可降解材料的降解條件不同，比如PBAT在海水中55天即可實現自然降解，而PLA則需要堆肥條件才能降解。可是如果不能與后端垃圾處理體系匹配，PLA的終歸宿不是堆肥場，進入焚燒廠或者成為沒有收集的垃圾，將無法進入降解循環。
 

　　此外，市場上又充斥著濫竽充數的假冒偽劣可降解塑料制品，為了提高硬度和耐熱度，添加聚乙烯、大理石粉，這樣的偽劣可降解塑料制品一旦進入堆肥場或被棄置于環境中，又會進入不可降解的死循環。如果它們作為普通塑料進入回收體系，又可能會降低或影響回收材料的質量。而即使進入堆肥場，可降解塑料所需降解時間大約是12周，而堆肥場平均堆肥時間要遠低于這個時間，因而無法得到有效降解。因此，可降解塑料不僅僅是需要在材料上進行突破，相關政策制定、法律保護、行業標準、市場監管、認證體系等均需要盡快建立，并逐步規范。在這樣的政策及市場環境下，可降解塑料才能根據不同的應用場景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在特定領域一定程度上替代普通塑料。同時，地方政府應該因地制宜，根據末端的配套設施選擇側重發展的可降解塑料，在回收階段將可降解塑料與不可降解塑料分開，在對應的降解設施配套下，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降解。
 

　　源頭減量與循環利用
 

　　生產源頭減量主要的方式可以通過生產技術升級和生產過程中的資源回收利用，很顯然這一部分生產者是明確的責任主體。而生產者責任延伸(EPR)將在產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使用及廢棄后的循環回收利用過程中，讓責任主體更明確，讓回收效率更高。EPR制度早出現在1975年瑞典的《廢棄物循環利用和管理議案》中，1998 年經合組織(OECD)出版的《EPR框架報告》對其做了定義：生產商和進口商負責產品在整個生命周期中的環境影響，對于處理或處置消費者后產品負責。EPR的責任范圍也在逐步擴大，由初的環境損害責任，生產商在生產時應盡量采用可再生材料，盡量使用對環境危害小的材料，延伸到生產商要對產品的回收和處置成本負責，再延伸到在建設回收系統上，生產者要開發相應技術，在產品的全生命周期里，生產者要對社會披露產品信息等。雖然責任范圍在逐步擴大，但EPR在整個發展過程中是可以由生產商的成本支出逐步向盈利模式轉變的，生產者在回收利用后的再生產品收入可以抵銷其對EPR計劃所支付的費用，當然，這是在EPR體系逐漸完善的情況下才可能形成的盈利。而EPR體系的建設需要政府相關部門制定各專項法律回收規范，完善強制回收名錄，區別性推進押金制度、引入基金和預付費等不同制度在不同領域和行業實施。而收取垃圾處理費、押金返還制度等將更有力地推動居民參與并支持EPR計劃，從而保障EPR計劃的順利實施。當然，如此龐大的管理體系，也需要借助電商、零售商建立的上下游企業供應鏈形成回收渠道，分門別類地構建小閉環，才能在此基礎上構建完善的廢棄物管理體系。
 

　　2019年我國塑料回收量為1890萬噸，比2018 年增加了約60萬噸，整體回收率達到30%左右。需要強調的是，即便是在完善的回收體系下，因為塑料的再生使用次數是有限的，塑料的降級再利用次數應該受到限制，低質的再生塑料將帶來更大的環境危害，在《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頒布前，我國大量回收利用其他國家的廢塑料形成低質的再生塑料， 成為我國塑料污染的重大問題。總而言之，塑料的循環利用和再生使用體系的建設任重道遠，誠然其在降低塑料總產生量、減少塑料污染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受限于回收率及再生使用壽命，其無法成為解決塑料污染的主要解決方案，無法再利用的塑料仍然需要進入終端無害化處理。
 

　　終端無害化處置占比較高
 

　　從終端無害化處置來講，我國塑料垃圾填埋量為2016萬噸，占比32%，這在上是比較高的， 焚燒量為1953萬噸，占比31%。就生活垃圾焚燒而言，塑料垃圾占入爐垃圾組分較高，隨著垃圾分類工作的不斷推進，入爐垃圾組分中塑料占比會進一步升高。塑料垃圾占比升高會對入爐熱值產生一定影響，但對廢氣排放并不會產生直接影響。在廢氣達標排放要求下，塑料垃圾進入生活垃圾焚燒廠不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聚氯乙烯塑料(PVC)的焚燒可能會增加二噁英的排放，但聚氯乙烯塑料不能用作食物包裝物，鮮見于生活垃圾焚燒廠，在生活垃圾焚燒廠中盡量排除聚氯乙烯制品，將有效防止二次污染。
 

　　然而，通過填埋處理塑料垃圾卻是十分不可取的處理方式，無論是普通塑料還是可降解塑料，在填埋處理方式下都無法分解，將長期保持原狀。隨著原生垃圾零填埋的政策逐步貫徹執行，相信進入填埋場的塑料垃圾量會明顯降低，而填埋場修復、復生等工程將有可能進一步防止已填入填埋場垃圾的二次污染或將已填入垃圾焚燒。因此，無論是填埋場里的存量垃圾還是不應填入填埋場的新增塑料垃圾，其終端無害化處置方式都將是以焚燒為主， 無疑焚燒將是塑料垃圾的主要終端無害化處理處置方式，而在“裝、樹、聯”等有力措施監管下，塑料垃圾進入垃圾焚燒并不會造成更多的環境危害隱患。在垃圾分類不斷推進下，塑料的回收利用率也將有所提高，杜絕塑料垃圾進入填埋場將是塑料垃圾終端處理處置上的第一場攻堅戰。
 

　　結語
 

　　無論是尋求替代材料或是生產源頭減量，還是循環回收利用或是終端無害化處置，基本的要求是廢棄物需進入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渠道中，簡言之，將垃圾丟棄在正確的位置是我們每一個人對環境保護基本的責任。解決塑料問題的本質就是杜絕廢棄塑料進入環境。數據統計，在過去40年中， 有17%的廢棄塑料未經適當處理而被丟棄到環境中， 那些流入海洋的，那些藏于土壤的，那些進入生物鏈的，都是這些棄置于環境中的廢棄塑料。如果能保證塑料制品進入生產-使用-回收-再利用-終處置的閉環，將大大減少塑料廢棄物進入環境的可能，而這在法律法規健全以及基礎設施完善的基礎上，更需要的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形成。因此，杜絕隨意棄置廢棄物將是塑料污染源頭治理的另一場持久戰。
 

　　日前國家發改委等九部委引發的《關于扎實推進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詳情請點擊：九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扎實推進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是在“新版限塑令” 的基礎上，公布了禁限管理的進一步細化標準，考慮到區域及行業差異，提供差異化管控路線，在供給端和消費端有力推動上下游合作伙伴協同打造綠色供應鏈。塑料污染治理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在做好源頭減量的同時，需要首先杜絕的就是廢棄物的隨意棄置。“當我們能夠做到將所有垃圾都自覺放入垃圾桶后，才有可能進入第二階段將垃圾分類投入正確對應的垃圾桶中”。垃圾分類將進一步推動塑料制品的循環回收利用，而對于無法再進行回收利用的塑料廢棄物，焚燒將是其終端無害化的重要途徑。這樣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閉環將是杜絕塑料污染進入環境的有效途徑。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可降解塑料需要的是屬于可降解塑料的閉環。只有保證在閉環中建立一套良好的廢物管理體系并落實在各個環境，才是解決各種廢棄物污染問題的關鍵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