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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安環保
環境治理責任主體上移，省級政府將在環境治理中負總體責任
《意見》明確，在健全環境治理領導責任體系的工作中，要完善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
傅濤表示，《意見》中明確了省級黨委和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強調省級黨委和政府在本地區環境治理中要負總體責任，黨中央、國務院則負責統籌制定生態環境保護的大政方針，提出總體目標，謀劃重大戰略舉措，制定實施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生態環境保護責任清單。
責任主體上移，也必然對應著財稅體系的變化。傅濤指出，對此，《意見》也明確了中央和地方財政支出責任。制定實施生態環境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除全國性、重點區域流域、跨區域、合作等環境治理重大事務外，主要由地方財政承擔環境治理支出責任。按照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在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和完善轉移支付制度改革中統籌考慮地方環境治理的財政需求。
傅濤認為，環境治理責任主體的上移，將更利于協調區域環境治理工作。協調區域環境治理也是近幾年環境保護的主要趨勢之一。近年來，全力共抓“長江大保護”、“黃河大保護”等環境治理工作成為環境產業關注的熱點，但這些治理工作，基本都跨出了一個市的行政區域，如果只讓縣、市黨委和政府具體負責，很難真正推動工作的進展。
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強調推動國家重大區域戰略融合發展，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為，以西部、東北、中部、東部四大板塊為基礎，促進區域間相互融通補充。《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的發布繪就了今后一段時期區域協調發展的路線圖。
本次《意見》的發布，對環境治理責任主體的上移，或將擴大地方環境管理格局，有利于大氣污染治理、水環境治理等工作的聯動開展，也意味著危險廢物等固體廢物的跨區域處置可能會成為現實。
強化“黨政同責”在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促進作用
《意見》強調，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要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中央關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總體要求，實行生態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
早在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提出黨政同責，實現各級黨委的環保責任“由虛到實”，充分實現各級黨委對環保的政治、思想、組織領導。傅濤強調，本次《意見》將“黨”的領導與環境治理體系構建緊密聯系起來，更加強調了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中，黨政同責的重要性。
傅濤認為，生態文明建設在“十九大”之后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生態文明建設包含環境保護，又高于環境保護。很多時候環保屬于政府和企業的成本中心，投資主體沒有直接受益，更多需要政府作為責任的橋梁來推動。而生態文明建設的跨度更大，已經不僅僅指設施的建設，還包括環境治理、綠色消費以及綠色發展。
“生態文明建設已經由原來的末端治理，向經濟外部性更強、經濟效率和投資效率更低的領域延伸。從這個角度看，生態文明建設，需要跨時期、跨區域、跨領域的三跨動力來推動，而三跨動力的驅動僅有政府推動是不夠的，還要有黨統一領導下的黨政同責。”
實施差異化管控，讓好企業成為環保的同盟軍
《意見》對健全環境治理領導責任體系、健全環境治理企業責任體系、健全環境治理全民行動體系，分別做了明確的要求。其中，《意見》強調，健全環境治理企業責任體系，要依法實行排污許可管理制度；推進生產服務綠色化；提高治污能力和水平；公開環境治理信息。
傅濤認為，在環境治理中，政府、企業、公眾三大主體應該是一體的。他建議，《意見》的落實應該強化對企業、公眾兩大主體在環境治理工作的激勵機制建設，激發企業和公眾的參與積極性，讓優秀的企業成為環境治理的同盟軍，調動百姓主動參與環保工作的熱情。
傅濤建議，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實施差異化管控。在摸清家底的基礎上，通過制定合理的政策，促進企業堅持“我要環保”的理念，真正形成良幣驅逐劣幣的市場環境，讓好企業成為環保的同盟軍，讓環保局成為好企業的朋友。
同時，他也指出，做好差異化管控，讓環保投入多的企業嘗到甜頭、不吃虧，扶優汰劣、獎優懲劣，形成良幣驅逐劣幣的公平競爭環境，是有效避免環保“一刀切”，提高環境監管效率的關鍵舉措。
原標題：【政策解讀】傅濤：環境治理責任主體上移，管理格局將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