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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E20環境平臺執行合伙人、E20研究院執行院長、湖南大學兼職教授薛濤在“2019(第二屆)環衛一體化高峰論壇”上，以“大數據里看環衛市場化中盤和垃圾分類開局”為題，嘗試用大量數據剖析環衛市場化發展以及垃圾分類的廣泛推行后對環衛市場的影響。
“本次論壇非常榮幸請到寧波市生活垃圾分類指導中心的余寧主任。E20研究院很多關于垃圾分類的研究以及觀點來自于自2017年起在寧波市參與的垃圾分類市場化以及收費機制研究項目” 薛濤說。首先他分享了三個這兩三年以來對環衛市場化以及垃圾分類相關的感受，開始了整個38分鐘的報告：
第一，我們曾經在2017(第十一屆)固廢戰略論壇上的演講中提到，我國垃圾分類的趨勢一定是寧波正在做的干濕分離的四分類，而不是幾年前深圳和蘇州做的三分類。這個觀點從去年到今年已經得到了充分印證。干濕分離對于環保產業界來說非常重要，對環衛、垃圾處理甚至一些設備或藥劑類的行業的影響都非常深遠。
第二，華東地區一向是環衛市場化的第一陣營或者第一戰場，而江浙則是我國環衛市場化備受推崇的地區。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江浙地區的政府更加尊重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邊界，也更加尊重契約精神。行業內有這么一種說法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與江浙政府的合同很難簽，但簽下來后的執行狀態會非常好。”
第三，通過在寧波深度參與垃圾分類的實踐得知，垃圾分類與傳統的環衛、垃圾焚燒、污水處理市場化僅涉及政企邊界的問題不同，垃圾分類更多是政企民的多邊界問題，因此是環保行業中與公共管理學科關聯度很大的一個子領域。正如論壇上午陳海濱教授和劉建國教授演講中所說，如垃圾分類本身全面的市場化是不可取的，需更多結合社會管理，形成政企民三方的共建機制。而環衛企業恰恰是離垃圾分類很近的一個陣營，需要為城市垃圾分類提供一些接口性的服務，此次的演講中將詳細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在此，我們希望通過對每年大量標訊數據的重新歸納分析，來反映一些環衛市場活動的客觀表現，其中也包括一些前述專家不認可的比較貴的前端涉及垃圾分類裝備的采購現狀。
首先 ，我們要通過數據來看今天演講的兩個主題：
第一是環衛市場化的中盤。大家很高興，我這個“中”不是“終結者”的“終”，是“中間”的“中”，這是由于我們通過大量數據的分析來看，市場的表現有很多符合“中盤”的特征。
第二就是垃圾分類的全面開局。寧波在世行項目影響下，自2011年起就開啟了很高標準的垃圾分類全面規劃工作，為我國垃圾分類工作做了一個很好的樣板。但這里我們說的開局更多是一個全國范圍內的全面開局。這個開局的時間點不是2017年《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或《關于加快推進部分重點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的出臺，而是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強制生活垃圾分類的實施。
上海的強制實施讓我看到垃圾分類真正走向了大眾媒體，包括吳小波，包括各種財經的報紙。以往環保圈的事從未在大眾媒體上大面積出現，只在我們的專業媒體上進行討論。上海這次的強制，尤其是撤桶讓老百姓感覺有些許的不方便，突然讓大家意識到習近平總書記說的“新時尚”是真要干。
之前寧波、廈門、蘇州等地垃圾分類工作做的很好，但是除了這幾個城市的老百姓以外，其他地方的居民其實并沒有切身的體會和感知。隨著上海市垃圾分類強制實施的開展，今年以來在大眾媒體端各種關于垃圾分類的爭論也多了起來。包括即將實施強制分類的北京，上午常紀文老師也提到了這個問題，其他46個試點城市甚至后面的292個地級市，甚至還有江浙的部分縣級市，我認為我國的垃圾分類工作已經進入全面開動的時代。
除此之外，后續我們還將討論在垃圾分類的推進過程中，環衛市場化到底在商業模式上會受到什么影響。
環衛一體化趨勢
上午陳海濱老師的演講中提到環衛一體化無論是城鄉一體化還是業務范圍的一體化，所有的一體化都不僅僅是市場化的擴大。認真解讀2014年的國發60號文(《國務院關于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我們發現文中在這一輪改革以及增加市場機制配置作用的中間，有一個因素談到了基礎設施的集約化運行，在2018年(第十二屆)固廢戰略論壇上的演講中以“四維集約，合縱連橫”為題具體描述過固廢產業領域中集約化在四個維度上的應用。集約化和市場化兩個概念交織在一起，才是現在行業內常說的環衛一體化概念。
環衛一體化，不僅體現在中間端的環衛鏈，更體現在前端和后端之中，以近兩年環衛行業的發展來看，一體化在其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簡單來看，以中環潔為代表的傳統環衛企業、僑銀環保等以綠化養護為主營業務的企業、龍馬環衛/中聯環境/傲藍得等以環衛車輛設備制造為主營業務的企業紛紛參與了環衛市場化運營。
近年來這些企業紛紛在業務范圍上進行了拓展，將城市中的管家服務統統納入了現在環衛市場化的服務范圍之內，稱之為橫向一體化。
另外包括焚燒廠、填埋場以及濕垃圾處置廠在內的末端處理設施也被大型市場化環衛企業納入服務范圍，稱之為縱向一體化。縱向一體化的趨勢在2018年之后也愈發明顯。
但我們觀察發現環衛企業對于焚燒廠的擴張還是較困難的，這個問題我們將在年底2019(第十三屆)固廢戰略論壇中還會詳細探討。主要問題在于末端處置的(尤其是我們的影響力企業)優勢及集中度非常明顯。但是垃圾分類的開展，會給我們后端一體化提供新的品種，同時提供更多的機會。
總的來看，環衛一體化的項目一般是相對較的項目，也對信息管控以及裝備的升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過數據觀察，我們發現環衛一體化項目一般體量較大，在過去三年的環衛一體化項目中，年服務金額在500萬以上的項目占比達到了94%，而體量小于500萬的項目占比僅有6%。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環衛一體化項目中(以年服務金額計)，橫向一體化項目相對更多，占比達到92%，也就是一體化的趨勢出現在城市管理服務的部分更為明顯?？v向一體化項目相對較少僅有不足8%，橫縱向加在一起的項目占比則更是鳳毛麟角，占比僅為0.22%。
按照參與主體的不同分類，我們發現以啟迪環境為代表的垃圾焚燒、污水處理為主營業務的A方陣企業在縱向一體化項目較多，以項目數量計包含縱向一體化的項目可達到該類企業環衛一體化項目的15%左右?？v向一體化項目包含末端處理設施的投資建設，得益于優秀的資本運作能力，A方陣企業更易獲得縱向一體化項目。其次是以北環為代表的地方環衛企業的市場化企業，縱向一體化項目占到其全部環衛一體化項目的近10%。地方環衛企業主要得益于其在本地的地方政府關系，更易獲得本地末端處置項目，形成縱向一體化運營的實質。而其他種類的環衛企業承接縱向一體化項目則相對較少。
除了從數據上分析以外，E20研究院征集了環衛一體化項目的優秀案例。結合來看，我們認為優秀的一體化項目，與當地原有的分散式運營及管理相比，提升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機械化作業水平的提高，智慧化管理水平的提高，產業鏈銜接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縱向一體化以及資源化中間的跨產業協作問題)，區域統籌協同水平，兩網融合協同水平(主要是與垃圾分類有關的可回收物城市礦山網和環衛網的綜合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現有資源的配置效率(主要是存量的車輛和人員管理的提升)。
從這六個方面的提升，我們挖掘了一批優秀的環衛一體化項目。包括北京環衛的宿遷市區的環衛項目在存量資產上和人員管理上的一些方法。
僑銀環保，區域一體化項目，官渡區的項目，由于它的區域面積非常大，在區域統籌協同水平上我們看到了很多管理的提升。
類似的還有中環潔的黃山項目，與官渡項目不太相同，黃山生態環境非常好，鄉村面積非常大，現在的城鄉共治、農村環境治理中的核心是對垃圾的管理。因為它對水源的保護是影響非常大的;在黃山環衛一體化案例上，與前一個案例對比，我們更關注的也是區域統籌，但是關注不同的是如何把城鄉統籌管起來，如何把鄉村的垃圾管好，避免對水源產生污染。
以及啟迪環境蚌埠項目，啟迪作為老牌的末端環衛公司，逐漸走到前端，全面覆蓋環衛一體化。啟迪環境在城市礦山領域也有自己其他的布局，在蚌埠項目中，在兩網融合中做出了嘗試，結合了一些互聯網的手段，將兩種物資流進行了整合，提高資源循環的效率。
這都是我們這次論壇評選案件中的一些典型項目，供大家參考。
環衛市場化中盤
對近年來環衛項目的總體情況分析，我們發現，無論從中標項目數量還是中標金額方面來看，今年到目前為止，增速都在減緩，甚至可能走向平滑?？梢钥吹?019年9月，中標數量、中標年服務金額，均小于2018年，這也從數據方面佐證了大部分市場化環衛企業今年以來的壓力感。
分區域來看，華東地區無論在環衛項目還是一體化項目中都是的主戰場，華東區的項目(以年服務金額計)明顯多于其他區域。而按省份來看，廣東、河北、浙江、安徽、江蘇、河南等省份總體環衛項目金額較大，同時也是一體化項目金額較大的主要省份。
從服務年限角度來看，服務年限越長的項目年服務金額越大，一億以上的項目中，約近40%均為十年以上服務期限。反過來看服務年限十年以上的項目年平均服務金額超過3000萬元的占比重。對于有意走向資本市場的市場化環衛企業而言，服務年限越長、項目平均年金額越大越穩定，自然也受到更多青睞。
除了簡單的看項目體量外，E20研究院更關注市場化項目商業模式的變化，也就是市場化企業和政府之間服務模式的變化。眾所周知，行業內至少有三種服務模式，包括PPP、購買服務及特許經營。特許經營一直較為適合于單體末端處置的BOT項目。從數據統計來看，越大的金額，PPP的比例越高。今年1月份開始，伴隨著去年東方園林等跟我們行業沒關系的水務行業的PPP整頓，環衛行業受到了誤傷。
環衛PPP項目減少了，政府因為純政府付費受到控制，或者資本方的原因，或者因為程序上的原因，或者因為時間的原因，做PPP時間很長，要入庫等等這些不利因素，2019年的PPP明顯減少了。這對環衛行業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沒有2014年、2015年的PPP模式，環衛行業長周期的商業模式可能要很久才能誕生，區域打包以及較大的服務金額都是因為PPP模式下帶來的政府操作模式上的一個重大變化。
但在當前受到水環境包括園林景觀PPP項目的緊縮，也給本受益于PPP而發展的環衛行業帶來了額外的壓制。在座的市場化的企業都感覺到這一點。我們不能完全迷信中央的所有文件，因為地方政府和企業會在博弈中自主選擇可行的模式，使得部分部委的司局級文件如果脫離實際就會失去強制力，這與我國的央地以及部委間的博弈關系有很大關聯。
因此當PPP模式走不通的時候，或者影響項目正常推進的時候，地方政府和企業包括咨詢公司等等，會作出其他選擇。例如十年以上的環衛項目，根據國家某部委規定，應該采取PPP的模式開展，但是數據顯示，有近一半的十年以上項目實際采取了3×N或3×N+M的政府購買服務方式，理論上來講并不嚴謹，合規性方面有很大值得探討的空間，但是卻是實用的。
另外還有43%的項目采用了入庫的PPP模式，合規角度來看更加穩健。另外還有7%的項目采用了特許經營的方式，我們認為特許經營僅僅適合于末端處置的BOT項目，在環衛領域除非是縱向一體化項目中包含末端項目建設運營才會用到特許經營的概念，而單純在中端環衛運營服務項目中使用特許經營是PPP泛化的誤導所致。
另外在購買服務的體系下，我們可以看到在2016-2019年前三季度，由于前述的原因，長周期(10年以上的)PPP在減少，甚至1-3年和3-9年的較長周期項目都有所減少，取而代之的是1年以內項目的抬頭趨勢，這樣的變化是市場化環衛企業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受到PPP調整的連帶負面影響卻是目前必須面對的實際情況。而從不同規模的中標項目來看，2019年以來年服務金額在五千萬以上的環衛項目與去年相比明顯減少。目前來看，環衛行業與其他領域一樣，已經進入了馬太效應頗為明顯的發展中期，強者恒強的局勢已然形成。
從市場遷移角度來看，一方面是習近平總書記關注生態文明建設和城鄉統籌，另一方面則是城市市場高度競爭的結果，我們注意到越來越多的項目出現在鄉鎮。分省份來看，浙江、廣東、江蘇等省份的環衛市場化項目多，同時鄉鎮級項目也大量在這些省份出現。單看城鄉一體化項目，則是山東、河北、河南等省份相對項目數量較多。從平均年服務金額來看，總體來講城鄉一體化項目的平均年服務金額近幾年來始終保持在1000萬以上，整體項目質量比較理想，而鄉鎮項目的平均年服務金額基本保持在300萬左右。
鄉鎮項目數量的占比來看，截至2019年前三季度，鄉鎮項目的數量已經占到全部環衛項目的35%，較前幾年有明顯上升。從金額角度來看，2019年前三季度，鄉鎮項目的年服務金額總值已占到環衛市場化的近三成。
環衛企業小而散的局面一直沒有改變，據統計目前已有一萬余家環衛企業參與環衛市場化競爭。總體來看基本符合“二八定律”，項目數量占比20%的較大規模項目(500萬以上)，實際供應了80%的項目規模。
強者恒強的馬太效應。我們統計了在不同規模的項目中中標企業的數量。項目規模在500萬以下的中標企業多，去年和今年都達到4000余家，但這80%的項目數量僅貢獻了20%的總體規模，都是小項目。我們更關心的是那僅20%的數量卻占據80%規模的大項目，尤其是五千萬以上或者一億以上的項目。其中一億以上的項目相當典型，今年一億以上的項目僅有8家中標企業，這個數字在去年是16家，這再次佐證了馬太效應。這個數據體現了行業發展進入中盤以后逐漸開始出現集中，我們也相信之后的兩三年，環衛行業也將有大量的并購事件出現。這個在污水處理和垃圾處理領域是非常明顯的，尤其是中等級規模以上的企業之間發生并購。
從相對規模較大項目(5000萬以上)角度來看，地方環衛企業市場化以及固廢、水務A方陣擴張的企業占比明顯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地方環衛企業更易在本地進行縱向一體化的延伸，取得涵蓋末端垃圾處理運營的項目，此類項目一般規模較大。而A方陣有明顯的資本和品牌優勢，在末端垃圾處理項目的競爭中擁有優勢。
拆解來看競爭主體的變化，2018年-2019年前三季度很明顯的減少來自A方陣，但我們認為在之后的幾年，還會有更多尚未進入環衛市場的污水處理、垃圾處理A方陣企業參與到環衛市場化競爭當中。另外我們看到2018-2019年前三季度，車輛設備市場化延伸的環衛企業有明顯增加，來自市政綠化的市場化延伸的企業占的份額在今年前三個季度也有明顯增加。
再回來看企業的規模效應，E20從2017年起開始發布環衛的影響力企業。五千萬以上的優質環衛項目中有55%是歸屬于環衛影響力企業，而一億以上的項目則被八家企業拿走。另外一方面來看環衛行業的集中度情況，不同于污水處理和垃圾處理領域，自2016年起環衛行業集中度略有提高，但并不明顯。原因在于有大量的小企業存在于市場化的競爭當中，形成了龐大的分母。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統計的污水處理及垃圾處理行業的集中度是總體集中度，是將未市場化運營的項目(政府直接運營)也統計在內后所得，而環衛的集中度則是僅統計市場化項目中的集中度。若將政府運營的環衛項目也納入統計，環衛行業的集中度將減半，大約在10%左右。
垃圾分類
下面來看垃圾分類，我們可以看到，2018-2019年前三季度以來帶有垃圾分類的項目，環衛+垃圾分類以及純垃圾分類的項目比例大大增加。
垃圾分類項目無論從數量還是金額來看，在2018年均大幅提高，2019年則進一步提高。從服務年限來看，垃圾分類項目主要以一年及以下的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為主，占比達到77%。而從年服務金額來看，純垃圾分類的購買服務項目的平均年服務金額始終保持在300萬左右，有小幅的波動。
在2016-2019年前三季度的四年里，垃圾分類項目逐漸增加，主要集中在華東等地區，這與經濟發展和人口密集程度等有密切的關系。
在垃圾分類市場中，我們更關注的是首批46個試點城市中的垃圾分類推進進程。我們發現2016-2019年前三季度，垃圾分類市場中67%市場份額(按照年服務金額)來自于46個試點城市，2019年前三季度，試點城市垃圾分類項目市場份額達74%。
在46個試點城市中，北京、南京、鄭州、上海、武漢、深圳、蘇州、寧波等城市是垃圾分類購買服務相對較多的地區。
結合E20研究院的研究，我們對市場化垃圾分類的服務模式進行了簡單分類，我們認為主要可分為以下三類：宣傳型、常駐型以及可溯源型。
第一類宣傳型分類，主要提供垃圾分類的宣教服務，部分提供巡視服務，主要應用于農村等獨立住戶或城市小區垃圾分類的宣傳及檢查。這類項目中帶有少量垃圾收集設備(垃圾桶、箱、亭等)，但一般不包含督導、分揀、收運服務。宣傳型分類項目由于服務內容相對較少，服務單價相對較低，在50元/戶/年左右。
第二類常駐型，與宣傳型相比，常駐型提供督導員、分揀、收運等服務，屬于重度服務，但是不對垃圾收集設備(垃圾桶、箱、亭等)及體系進行本質調整。這類項目較宣傳型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務，相對服務金額也有所提高，一般達到100-150元/戶/年。
第三類可溯源型，主要分為通過改良垃圾收集設備(垃圾桶、箱、亭等)和通過發放印有二維碼(或條形碼)的垃圾袋兩種方式形成可溯源的垃圾投放、收集機制。其中垃圾收集設備主要以智能垃圾箱為主，智能箱體單價在6萬元左右，服務于1000戶左右居民需要6-7組智能箱。另一種方式通過印有二維碼的垃圾袋(寧波模式)，則不需要對現有垃圾桶等收集系統進行調整。
無論采取上述哪種溯源方式，其本質是在常駐型的重度服務基礎上加入可溯源機制。這類服務模式相對價格較高，一般在200-300元/戶/年，大多用于試點城市的示范小區。
我們發現，在外部市場化的垃圾分類項目中，僅有13%的項目采用了可溯源模式的垃圾分類。從服務期限來看，可溯源模式的垃圾分類項目中服務期限超過1年的比例相對較高，這與其重度服務加設備投入的深度綁定有很大關系
。另外可溯源模式的垃圾分類項目在試點城市中應用比例更高，達到74%，主要原因在于試點城市尤其是試點城市中的示范小區需要通過可溯源的前端垃圾分類探索與其配套的獎懲等配套機制，從而形成有效的長效機制，使垃圾分類工作可持續。
垃圾分類對環衛的影響
接下來再來看一下垃圾分類對環衛產生什么影響。在傳統的環衛項目中(年服務金額500萬以上)，服務內容有涉及垃圾分類的項目在2017年以后雖有所增加，但仍僅占2%，相對較低。但據我們了解，很多未提及垃圾分類的環衛市場化項目后期都有通過協商增加垃圾分類服務的情況，因此這個標訊比例并不完全顯示市場實際情況。
而從運營主體來看，前文曾展示目前我國參與環衛市場化競爭的運營主體已超1萬家，其中只參與環衛市場化而未涉及任何垃圾分類相關業務的占比達到94%。剩下的幾百家中有近半的運營主體只參與垃圾分類相關業務的運營，一半的運營主體既參與環衛市場化也參與垃圾分類。從企業類型來看，參加垃圾分類更多的是市場化環衛企業、物業保潔市場化延伸企業、市政綠化市場化延伸企業，三類占比共計超過95%。
經過上述分析，我們重新審視環衛一體化的發展發現，在實行垃圾分類以后，環衛業務中引入了更多元素，在橫向一體化中主要體現在服務內容的增加，如前端物業管理、垃圾分類的運營、中端分類收運、中轉站升級等。在縱向一體化中主要體現在分類后新的垃圾品種帶來的處理或利用需求，主要包括廚余垃圾、餐廚垃圾、大件垃圾、裝修垃圾等的資源化利用或處理以及可回收物的回用等。
對環衛企業市場化企業而言帶來更多選擇的同時也引入了新的思考，作為與垃圾分類幾乎貼臉的群體，是否應該進入前端垃圾分類市場?如何進入垃圾分類市場?
在這個問題上，劉建國老師和陳海濱老師的演講中已經給出了一些思路，作為固廢處理鏈條末端的處置企業，實際上很難直接介入垃圾分類相關業務，尤其是處于前端的垃圾分類運營類業務。但是環衛企業離垃圾分類更近，他們怎么參與這樣的項目，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目前來看垃圾箱的升級，中轉站的升級以及車輛的升級是垃圾分類所帶來的直接的需求提升，其中正如寧波余主任演講中所提到的，包括車載稱重系統等很多技術性的問題尚未解決，還存在大量的發展空間。而在末端我們相信46個試點城市將產生大量的特許經營BOT業務形態的廚余垃圾處理廠的建設運營需求，廚余垃圾處理需求總量將至少占到垃圾焚燒體量的四分之一左右。
我們也在觀察深圳等地在中轉站對濕垃圾進行分散式消納的方式，這部分內容年底固廢論壇我們將詳細介紹。另外我們也關注到建筑和裝修垃圾，大件垃圾還有其他再生資源的消納，這些部分都是在垃圾分類影響下固廢行業進入3.0時代以后帶來的新需求。
新需求爆發的同時，也為市場化企業帶來了新的困擾，商業模式一向是固廢處理行業的難點問題。近年來，雖然創新的商業模式更多了，但是比以前更不穩定。PPP和特許經營什么關系，哪些該用PPP，哪些該用特許經營，哪些該購買服務，政府和市場上的主體并不清楚。同時上述各種商業模式均過度依賴政府付費，企業很難構建獨特的競爭優勢。
此次環衛服務的擴容、垃圾分類的出現、末端種類的增加，注定要對現有商業模式造成影響，橫縱向一體化的集成，必將帶來更加復雜的商業模式。
我們特別關注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已經在探索裝修垃圾的溯源和污染者付費制度，相信不久的未來將出現一種新的商業模式，使部分業務由政府付費向使用者付費飄移，從而形成更為穩定的長效付費機制。同時在面臨著無廢城市建設的需求當中也將出現更多新型商業模式。
后，我們再回來計算一下垃圾分類到底給環衛的投資和運營產生多少增量。目前我們僅對黃線下的環衛網部分內容進行了測算。黃線以上的回收網部分內容政府不宜過度干預，此處的模式及空間還有待審視，我們也將在年底的固廢論壇中做詳細分析。單從環衛鏈條上來看，以百萬人口里計，第三方監督和引導服務上有7078萬/年的服務空間，由此推算垃圾分類在前端上有超過600億的運營空間，由于需要政府持續的支出，很多企業擔心政府有沒有這樣的準備進行長期支付，我們也認為政府過度參與的垃圾分類模式不可持續，但在目前試行推廣階段卻必不可少。除了前端以外，相對更清晰的則是中端分類收運的車輛、中轉站的升級改造等等內容，經過測算每年能帶來100億投資增量空間。而在末端，我們曾測算過廚余垃圾的增量空間在50億/年。整個系統都對我們環衛的投資帶來需求，同時也對我們政府的支付帶來了挑戰。
以上海為例來看，近年以來上海做了很多工作，已經購置了眾多分類收運車輛，也規劃建設了很多處置設施，部分尚未投入運營。但可以看到的是這樣大規模的投資必然會對整個環衛鏈條產生重大的影響。
原標題：薛濤：大數據里看環衛市場化中盤和垃圾分類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