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庚獎是對我們過去工作的一種肯定和鞭策。”2012年度陳嘉庚生命科學獎得主、復旦大學肝癌研究所所長、*院士湯釗猷獲獎后回到上海做的*件事，就是將獎金分發給自己的團隊以表謝意，并安排了部分基金獎勵年輕學者。
當得知自己獲獎時，湯釗猷有點意外，“沒想過臨床醫生會得這個獎”，但他表示自己深受鼓舞，“畢竟是對我們幾十年工作的肯定”。
湯釗猷的獲獎項目抓住了提高肝癌療效zui重要的兩個關鍵：早診早治可短期使病人獲益，已大幅度提高療效；轉移研究可遠期使病人受益，已初見效果。
讓肝癌變為“部分可治”
1968年，為響應*總理“癌癥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見病，我國醫學一定要戰勝它”的號召，湯釗猷放棄了已初有成效的血管外科，改行從事肝癌研究。
當時，100位肝癌病人能夠活過5年的不超過3人，平均生存時間不超過3個月。“肝癌病房病人可用6個字來概括‘走進來，抬出去’。”
湯釗猷說，當年肝癌的療法是手術切除，但因為發現太晚，只有不到一成的病人有手術機會，而且手術風險極大，一個月內就有兩三成病人因手術死亡，手術成功能生存5年的也只有一成左右，所以被稱為“不治之癥”。
“查遍文獻未找到出路。”于是，湯釗猷走出醫院，到肝癌高發地區——江蘇啟東縣進行現場調研，“找到了一些線索”。
后經反復實踐，他終于找到通過驗血中“甲胎蛋白”的動態分析作出早期診斷。甲胎蛋白可以在肝癌癥狀出現前半年到一年時診斷出小至花生米大小的肝癌，這時如果加以切除，近六成病人可活過5年。
國外在1964年發現肝癌病人可測得甲胎蛋白，但始終沒有發現它有早期診斷價值。上世紀70年代既沒有B超，也沒有CT，只憑驗血就診斷出肝癌，國外沒有先例，美國也是在我國實踐8年之后才得出該結果。
而采取局部切除代替傳統的肝葉切除，手術死亡率降低10倍，當年國外也沒有。此項創新解決了既要切除肝癌又要保住病人生命的難題。
通過長期研究，湯釗猷還發現肝癌有一個約2年的無癥狀期，稱為“亞臨床期”，在這個階段進行治療，不僅療效倍增，并可能治愈。
他們利用國外甲胎蛋白新技術，加上三項臨床創新，通過手術、隨訪反復驗證，為肝癌提供了簡便易行、大幅提高療效的辦法，使肝癌由“不治”變為“部分可治”。
“由于早診早治的突破，我們醫院的住院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已從當年的4%提高到近年的40%，已有近1800名肝癌病人生存5年以上。而根據1971年的報道，*在65年間只收集到45人生存5年以上的案例。”湯釗猷說。
肝病協會首任主席Hans Popper認為這是“人類認識和治療肝癌的重大進展”，肝外科Joseph Fortner撰文稱其是“70年代肝癌的重大進展”。直至2011年，*肝病雜志文章認為“甲胎蛋白監測肝癌仍然有效，并未過時”。
提高生存率重在防癌轉移
癌轉移是癌癥zui重要的特征，是癌癥致死的主要原因。盡管肝癌早診早治大幅度提高了療效，但即使肝癌切除，5年內還有四五成病人因癌轉移復發而死去。
為此，湯釗猷提出，不研究癌轉移就無法進一步提高生存率。“要攻克肝癌就必須研究如何防治癌轉移，這是‘早診早治’研究的必然延續。”
由于不能拿病人做實驗，需要有“轉移模型”來代替病人做試驗，而這種模型國外尚無。于是，湯釗猷帶領他的團隊通過十幾年的反復實踐，建成能在裸鼠身上生長并轉移的“人肝癌轉移模型系統”。
一般認為，種子需要在合適的土壤才能生長，湯釗猷則從另一角度出發——改造土壤可影響種子特性，創建“肺克隆體內純化篩選、體內外交替培養和定向（肺或淋巴結）逐級篩選”三項新技術，建成高轉移人肝癌裸鼠模型、轉移潛能和靶向不同的細胞系。
湯釗猷介紹，用這個模型可以研究肝癌轉移的原理，并已篩選出一些有防治轉移作用的藥物，其中干擾素已使病人受益。手術后使用干擾素和不用干擾素的案例對比顯示，生存時間延長將近一倍。至今已有近200家研究機構索取這個模型作研究。
“盡管肝癌轉移研究也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但病人受益還沒有早診早治那么大。”湯釗猷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為病人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好處。
現有療法，如手術切除、*、*和局部治療等，大多以消滅腫瘤為目的，既有其有效的一面，也有其負面效應，比如會促使漏網的癌細胞轉移。“過去5年，我們有幸發現了一些似乎無關的常用藥物對解決負面問題有幫助，從而有可能進一步提高現有療法的療效，為防治癌轉移找到一些新路。”
zui近，湯釗猷正領導一個小組研究“殺癌促殘癌轉移及其干預”，以期進一步提高療效。他同時還在編寫關于抗癌戰的戰略思考方面的冊子。
年過八旬的湯釗猷自稱“不過是腫瘤學界的普通一兵”，他希望年輕同行重視“融匯東西方思維精髓，走有中國特色的創新之路”，既重視理論指導實踐，也重視通過實踐上升為理論。“兩條腿走路，一定能加快發展有中國特色的腫瘤事業，并貢獻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