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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水環境的治理多側重地表水，地下水防治到現在仍處于一沒全面數據，二沒專門法律，三沒有布好監測網絡的困局——
“目前，全國561個地級以上城市中有400多個缺水，地下水累計超采約900億立方米，帶來地面沉降等系列生態問題，農村飲水被污染情況嚴重。”在3月7日的政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人資環委副主任張基堯，將發言主題對準了地下水問題。
水、大氣、土壤，是中國環境問題三個老大難。而中國地下水的污染，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地下的事，說不清也不關心
去年初，濰坊企業地下排污的傳聞曾讓地下水問題榮登兩會話題榜。但此前，人們很少想到地下水，國家對水環境的治理也都側重地表水。
事實上，地下水占我國總供水量的20%，尤其是我國北方主要水源。北方地區大概65%的生活用水、50%的工業用水和33%的農業灌溉用水都來源于地下水。在華北地區，這個比例則達到75%。
三十年來的超采和污染，讓大部分城市地下水水質下降。2013年形成的《華北平原地下水調查評價》顯示，華北平原一半的地下水都已受較重污染，污染物包括無機鹽、有機難降解物以及重金屬；可以直接飲用的一類水只占22％。
至于南方的狀況，“具體的情況雖然我也說不清楚，但我知道湖南有個別村幾十米以下的地下水都遭到了污染，10多年當兵體檢無人合格。”湖南省*副廳長潘碧靈委員說。
地下水污染形勢嚴峻，且主要來自被環保部門忽視的農村，形勢不等人。
“農村的面源污染現在已經占去全國污染物排放量的半壁江山，是水污染的主兇。所以從農村環境入手，會起效比較快。”潘碧靈認為，不抓農村環境，水環境的改善始終不會有大起色。
潘碧靈說：“我國的化肥使用量都超過世界水平的近3倍，35%隨土壤和雨水等進入水體，另一方面，農村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幾乎沒有污水處理廠和垃圾處理場，畜禽養殖污染和垃圾堆放產生的污染十分嚴重。”
張基堯也強調了農村環境治理的緊迫性，“必須城市與農村并重，加大農村治理力度”，“改進農業耕作方式，有效控制化肥的使用，大力推廣配方施肥”。
地下水面臨危機，但另一方面卻是，我們對地下水的了解卻并不太多。盡管《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已經于2011年發布，但它有點特殊，因為直到2011年，我國對地下水水質的數據還是零星和局部的，《規劃》的指導思想是“邊調查邊防治”。
和地下水有關的，還有質量標準。我國這份地下水質量標準，居然出臺于1993年，20年未作修改。由于當時的地下水污染情況都比較簡單，標準也主要涉及有機物，如六六六、滴滴涕等，但現在地下水的污染物主要是無機物，標準根本跟不上水質變化的速度。
部門隔離，沒有誰負起總責
認識上有盲區，法律也對地下水不夠“青睞”。九三學社*在今年兩會的一份提案中，再次強調了這一點。在目前的《水法》《水污染防治法》中，涉及地下水的只有寥寥數條，于禁止人工回灌、分層開采以及禁止排放含有毒污染物和含病原體的污水等，而且也沒有界定到底什么是“含有毒污染物的廢水”。執法手段上，也多止于簡單的罰款，數額限定為“2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可以說是“象征性”的。
《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是我國*部有關地下水的調查和防治規劃，2011年出臺，著眼2020年達到效果。但如今，哪個部門來治？仍然需要拎拎清。
“這個國土部可能負責得多一些。”來自環保部門的潘碧靈回答記者。
而九三學社此次則提案說，地下水環境監管應由環保部門負主要責任——“應該建立環保部門為主導地下水污染防治體系，明確各個部門的執法權限和監管職能，建立跨部門的聯動機制。”
在地下水污染的防治上，這種“各家都管，各家都不好管，都管不好”的現象十分突出。
地下水的管理涉及國土部、*、環保部三個部門，國土側重地質災害防治，水利重點關注水文水量，環保則注重水質以及監管污染源。九三學社*的提案就指出：“職能交叉，界限模糊，管理上形成真空帶。”
地下水監測體系也不完整，監測網絡不統一。全國*門控制區域地下水動態的基本監測站中，只有10%會兼顧到水質。這三個部門的地下水監測點位、數量、標準和控制范圍也都不統一。
《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一編就是8年，就是這種部門協調困難的真實體現，環保部污防司的石效卷處長就把漫長的8年時間稱為是一個“反復說服，統一思想的過程”。
更有內部人士指出，地下水防治之所以到現在一沒全面數據，二沒專門法律，三也沒有布好監測井，*就是這種部門隔離的惡果。據介紹，《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中，就將2015年作為拿到全國性數據的時限，并計劃2020年前建立并完善地下水的監測體系。
《全國污染防治規劃》的目標，是要在2015年，取得國內地下水污染的基本數據，到2020年時，無論如何，有了治理規劃比處于無序狀態要好，但張基堯在發言中說的有些令人失望：“雖然《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和《華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已獲*批準，但并未明確資金渠道，落實難度非常大。”
施中巖說：“想要做好水環境保護，不突破‘環保不下水，水利不上岸’這種局面，就很難有實質進展。”在他看來，無論從哪個方面入手，都需要先理清多個部門的“管理關系”。
“目前，全國561個地級以上城市中有400多個缺水，地下水累計超采約900億立方米，帶來地面沉降等系列生態問題，農村飲水被污染情況嚴重。”在3月7日的政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人資環委副主任張基堯，將發言主題對準了地下水問題。
水、大氣、土壤，是中國環境問題三個老大難。而中國地下水的污染，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地下的事，說不清也不關心
去年初，濰坊企業地下排污的傳聞曾讓地下水問題榮登兩會話題榜。但此前，人們很少想到地下水，國家對水環境的治理也都側重地表水。
事實上，地下水占我國總供水量的20%，尤其是我國北方主要水源。北方地區大概65%的生活用水、50%的工業用水和33%的農業灌溉用水都來源于地下水。在華北地區，這個比例則達到75%。
三十年來的超采和污染，讓大部分城市地下水水質下降。2013年形成的《華北平原地下水調查評價》顯示，華北平原一半的地下水都已受較重污染，污染物包括無機鹽、有機難降解物以及重金屬；可以直接飲用的一類水只占22％。
至于南方的狀況，“具體的情況雖然我也說不清楚，但我知道湖南有個別村幾十米以下的地下水都遭到了污染，10多年當兵體檢無人合格。”湖南省*副廳長潘碧靈委員說。
地下水污染形勢嚴峻，且主要來自被環保部門忽視的農村，形勢不等人。
“農村的面源污染現在已經占去全國污染物排放量的半壁江山，是水污染的主兇。所以從農村環境入手，會起效比較快。”潘碧靈認為，不抓農村環境，水環境的改善始終不會有大起色。
潘碧靈說：“我國的化肥使用量都超過世界水平的近3倍，35%隨土壤和雨水等進入水體，另一方面，農村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幾乎沒有污水處理廠和垃圾處理場，畜禽養殖污染和垃圾堆放產生的污染十分嚴重。”
張基堯也強調了農村環境治理的緊迫性，“必須城市與農村并重，加大農村治理力度”，“改進農業耕作方式，有效控制化肥的使用，大力推廣配方施肥”。
地下水面臨危機，但另一方面卻是，我們對地下水的了解卻并不太多。盡管《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已經于2011年發布，但它有點特殊，因為直到2011年，我國對地下水水質的數據還是零星和局部的，《規劃》的指導思想是“邊調查邊防治”。
和地下水有關的，還有質量標準。我國這份地下水質量標準，居然出臺于1993年，20年未作修改。由于當時的地下水污染情況都比較簡單，標準也主要涉及有機物，如六六六、滴滴涕等，但現在地下水的污染物主要是無機物，標準根本跟不上水質變化的速度。
部門隔離，沒有誰負起總責
認識上有盲區，法律也對地下水不夠“青睞”。九三學社*在今年兩會的一份提案中，再次強調了這一點。在目前的《水法》《水污染防治法》中，涉及地下水的只有寥寥數條，于禁止人工回灌、分層開采以及禁止排放含有毒污染物和含病原體的污水等，而且也沒有界定到底什么是“含有毒污染物的廢水”。執法手段上，也多止于簡單的罰款，數額限定為“2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可以說是“象征性”的。
《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是我國*部有關地下水的調查和防治規劃，2011年出臺，著眼2020年達到效果。但如今，哪個部門來治？仍然需要拎拎清。
“這個國土部可能負責得多一些。”來自環保部門的潘碧靈回答記者。
而九三學社此次則提案說，地下水環境監管應由環保部門負主要責任——“應該建立環保部門為主導地下水污染防治體系，明確各個部門的執法權限和監管職能，建立跨部門的聯動機制。”
在地下水污染的防治上，這種“各家都管，各家都不好管，都管不好”的現象十分突出。
地下水的管理涉及國土部、*、環保部三個部門，國土側重地質災害防治，水利重點關注水文水量，環保則注重水質以及監管污染源。九三學社*的提案就指出：“職能交叉，界限模糊，管理上形成真空帶。”
地下水監測體系也不完整，監測網絡不統一。全國*門控制區域地下水動態的基本監測站中，只有10%會兼顧到水質。這三個部門的地下水監測點位、數量、標準和控制范圍也都不統一。
《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一編就是8年，就是這種部門協調困難的真實體現，環保部污防司的石效卷處長就把漫長的8年時間稱為是一個“反復說服，統一思想的過程”。
更有內部人士指出，地下水防治之所以到現在一沒全面數據，二沒專門法律，三也沒有布好監測井，*就是這種部門隔離的惡果。據介紹，《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中，就將2015年作為拿到全國性數據的時限，并計劃2020年前建立并完善地下水的監測體系。
《全國污染防治規劃》的目標，是要在2015年，取得國內地下水污染的基本數據，到2020年時，無論如何，有了治理規劃比處于無序狀態要好，但張基堯在發言中說的有些令人失望：“雖然《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和《華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已獲*批準，但并未明確資金渠道，落實難度非常大。”
施中巖說：“想要做好水環境保護，不突破‘環保不下水，水利不上岸’這種局面，就很難有實質進展。”在他看來，無論從哪個方面入手，都需要先理清多個部門的“管理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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