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隨著城市建設突飛猛進，鄰避運動在中國內地也成為一個突出現象，備受關注。有學者稱，鄰避運動構成當前中國“社會運動的日常形式”。以鄰為壑還是以鄰為善，這是需要政府、企業和民眾共同思考的問題。

　　我國近年出現的鄰避型群體事件，呈現出參與人數眾多、態勢難以預測、事件擴散性強、亟待系統解決的顯著特征，對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社會輿論和人們的心理有著明顯的影響。積極預防、妥善處置鄰避型群體事件，不僅關系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而且關系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大局。
　　
　　“社會運動的日常形式”，這種說法絕非危言聳聽。各種數據和現象表明：鄰避時代正在到來。據統計，近年來，由擔心環境污染而引發的鄰避事件大大小小發生了幾十起，而且這樣的抗議事件燃點極低，幾乎一點就燃。不僅東南沿海城市頻繁發生，中西部也時時出現；不僅大城市存在，小城市也不能幸免。而且鄰避運動開始呈現以抗議污染項目為核心，逐漸向其他公共項目擴散的趨勢。
　　
　　鄰避運動迭起，不少企業與周邊居民相處不睦，爭議不斷，是非難斷。
　　
　　其實，如果真從法律上斷，也并非無法辨明。不過，即便能夠辨明，由于枝蔓橫生、盤根錯節的復雜原因，仍無法解決現實問題。比如，對于一個有著數十年歷史的企業或設施來說，周邊居民責怪其諸如防護距離不夠、影響生活環境，是以鄰為壑。不過，如果是企業先存在于此，絕大多數居民是后來者，那么，是企業以鄰為壑呢，還是居民“以壑為鄰”？而居民之所以以此為居所，又由區域規劃所定，而區域規劃則又是城市發展擴張所需，城市發展又是居住者所推動的。
　　
　　窮根究源，陷入死循環。當然，這絕不是說企業就有理由污染環境——企業應該與時俱進改進技術，大限度減少環境影響，而居民也應該選擇更為理性的方式提出訴求，加強監督，推動治理，使環境質量得到改善。
　　
　　關鍵在于溝通
　　
　　是以鄰為壑，還是與鄰為善，其關鍵在于溝通。溝通是一門學問，就我國目前頻繁發生的鄰避運動而言，溝通的主導者應由政府和企業承擔。如果這兩個主體都緘默不語，就難免有別有用心者從中作梗，散布謠言，激化矛盾。
　　
　　蘇格蘭詩人德拉蒙德有句名言：“不愿說理是固執，不會說理是傻瓜，不敢說理是奴隸。”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公眾，早已不應再固執，當然更不是奴隸，如今溝通的關鍵在于“會不會說理”。
　　
　　怎么說理？“一個人必須知道該說什么，一個人必須知道什么時候說，一個人必須知道對誰說，一個人必須知道怎么說。”現代管理之父德魯克早已闡明。
　　
　　溝通需要技巧
　　
　　與公眾的溝通，自然是對公眾說。那么，什么時候說？說什么？怎么說？
　　
　　首先，應在爭議未起之前說。對于政府和企業來說，應該對事物發展有個大致明確的預判，對于基礎設施或生產設施周邊的環境狀況、人口狀況的不斷改變可能引發的系列問題，應該有相應的應對之策；對于初的一些投訴問題，更應重視，所謂“一葉落而天下知秋”，在較大范圍爭議發生之前，要“說”，把可能發生的問題向公眾說清楚，把政府和企業采取的應對方法說清楚，讓公眾有所了解和準備，將一些矛盾和沖突消弭于無形。
　　
　　其次，爭議發生時要盡快說。先機既失，公眾已經發現問題，卻還未清晰地了解實情，此時，政府和企業莫要回避、沉默，更不要怕爭議。紀伯倫說，“一場爭論可能是兩個心靈之間的捷徑”。在公眾提出質疑時，積極主動、直面問題應該是責任方基本的態度。在當地百姓反對無錫錫東垃圾焚燒廠運行的群體事件中，正是因為當地各級政府部門無視居民的質疑，后來被動回應過程中又應對失宜，才終使已經建成的現代化垃圾焚燒廠閑置3年，造成多方面的巨大損失。
　　
　　再次，要講究“說”的方式方法。基本的，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在回應公眾質疑時，都應該站在公眾的角度去思考并回答問題，忌諱高高在上、自說自話、照本宣科。說話方應該將公眾利益與企業利益、政府關切融為一體。而實質上，這三者利益本質上是一致的，難點在于如何找到三者之間的“交集”，尤其是能夠找到三者利益代表的“交集”。在現實中，村級（街道、社區）干部一般就處于這個“交集”，他們本身是居民，代表居民利益；企業處于這個區域，他們是主管；同時，他們又直接對上級政府負責。因此，基層官員在各方出現爭議時，就是好的潤滑劑和調和劑，他們的作用至關重要。
　　
　　中國的老百姓是善良和通情達理的，政府應多加引導，企業更要與鄰為善。沒事的時候，坐下來和老百姓多談談，多溝通，提前了解公眾意見，可以防患于未然；遇到事情的時候，更要多和老百姓談談，積極解決問題，這才是相濡以沫的鄰里相處之道。
　　
　　培養社會組織
　　
　　要大力培育發展社會組織，在政府與公眾之間形成緩沖空間。要發揮社會組織引導利益群體理性合法表達利益訴求的作用，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化解在初始階段。
　　
　　除了職能部門和施工方應以技術為依托，進行高標準建設、高規格管理，關鍵還是該把焦點回歸公眾身上，公共設施終是為“人”服務，因而理應轉換思路，從“人”本身出發。應該相信，人們有能力做出理解和寬容，也有意愿去存在和表達，而政府相關部門需要尊重人們的這些角色意識，并進行合理引導。
　　
　　把握了這一點，解決路徑就不言自明。社群生活乃是基于個人的，所以個人權利需要被重申、被尊重，相關部門就要使規劃建設更加公開透明、耐心做好解釋工作，多傾聽并尊重民意。此外，由于公眾都是理性經濟人，可借鑒西方經驗，用經濟補償化解鄰避運動，通過利益平衡妥協，尋求“大公約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