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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已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最為緊迫和嚴峻的挑戰。為呼應《巴黎協定》提出的溫控目標，各國紛紛提出碳中和愿景并開展相關行動。在推進氣候目標實現的進程中，不同類型的社會經濟主體從各自實際出發，綜合運用多種舉措積極探索減排路徑。一方面，大部分主體選擇通過優化自身運營流程、加強供應鏈管理等措施，降低產品全生命周期及價值鏈各環節的溫室氣體排放；另一方面，部分主體先試先行，嘗試從產品技術選擇、商業模式創新等方式入手，以從外部引導和帶動其生命周期或價值鏈系統的減排實現。然而，傳統溫室氣體核算方法暫未將第二類方式的減排影響考慮在內。為了科學測算不同減排路徑方案的排放差異，“避免排放(Avoided Emissions)”概念應運而生，為識別和評價各類社會經濟主體氣候行動的成效提供了補充分析視角。本文旨在梳理“避免排放”的研究與應用進展，介紹“避免排放”的內涵、機理與特征，重點剖析計算“避免排放”的主流方法學與關鍵考量，討論計算“避免排放”與披露面臨的障礙并提出相關建議。
一、“避免排放”的內涵、機理與特征
2013年，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ion，WRI)在報告中提到“避免排放”概念，旨在從更廣闊的系統層面審視組織在氣候治理中的角色與貢獻。WRI將“避免排放”定義為“因使用某一產品或服務而在其生命周期或價值鏈之外產生的溫室氣體減排[1]”，凸顯了其發生在產品自身系統邊界之外、但又因產品或服務的應用而觸發這一關鍵屬性。用于描述“避免排放”的其他術語還包括氣候正面(Climate Positive)、凈積極核算(Net-positive accounting)和范圍4(Scope 4)。在2019年，WRI發布的《估算與報告避免的排放》指南中，更加系統闡述了“避免排放”的定義、計算與披露等關鍵議題[2]。上述進展表明，通過技術、產品、商業模式等變革性創新，實現組織邊界之外的系統性減排，已成為國際碳核算標準制定與企業實踐的新趨勢，對于引導企業戰略轉型、激勵創新減排行為、評估系統減排績效，乃至推動整個經濟系統的低碳化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從減排機理看，“避免排放”可分為兩類。一是源于低碳產品/活動對高碳產品/活動的直接替代，如電話會議替代商務差旅等體現了產品的替代效應；二是源于產品使用過程中對外部系統的優化作用，如公交導向型建筑選址降低居民出行碳排、節水器具降低供水系統能耗等，體現了產品的溢出效應。這兩類減排均發生在產品或服務價值鏈下游乃至更廣泛的社會系統層面，超越了組織運營邊界。
從計算邊界、影響范圍、控制機制等維度，“避免排放”與傳統溫室氣體核算存在顯著差異。在計算邊界上，“避免排放”關注組織創新行為對其生命周期或價值鏈之外產生的替代性減排效應，計算對象是組織及其產品服務帶來的外部碳減排量。在影響范圍和控制機制上，“避免排放”為產品使用的系統性結果，組織雖然無法像管控自身排放那樣直接控制，但可通過產品性能提升、服務模式創新等手段，撬動用戶低碳行為習慣轉變和外部系統優化，從而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影響社會整體的碳減排態勢。因此，從組織碳管理的視角看，“避免排放”致力于通過產品和商業模式創新引導利益相關方的低碳化轉型。
二、“避免排放”的計算方法與關鍵考量
探討溫室氣體減排貢獻的量化評估時，比較影響(Comparative Impacts)是一個核心概念。比較影響反映了在同等功能下，某一產品或服務相比替代方案所導致的排放差異，體現了相關行為對氣候變化的影響程度。根據WRI在2019年發布的《估算與報告避免的排放》指南[3]，比較影響可進一步細分為正面影響(Positive Impacts)和負面影響(Negative Impact)兩種類型。其中，正面影響通常被稱為前文提及的“避免排放”，彰顯了某一產品/服務在氣候行動中的積極貢獻；而負面影響則代表額外排放，凸顯了使用該產品/服務在減排過程中仍需克服的挑戰。當前，在計算比較影響時，業界主流采用歸因法(Attributional Approach)和歸果法(Consequential Approach)兩種評估路徑，分別從靜態和動態的視角刻畫了主體行為的比較影響。
歸因法旨在量化特定產品或服務在其生命周期內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側重評估微觀層面的產品屬性。在估算比較影響時，該方法首先需界定評估對象與參考對象的功能單元，如“每公里的旅客運輸服務”。在此基礎上，歸因法將系統盤查兩種對象從搖籃到墳墓各環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例如二者從原材料獲取、生產、運輸、使用到最終處置的全生命周期排放清單。二者的差值即反映了評估對象的比較影響。若評估對象的排放低于參考對象，則意味著該產品或服務的使用可帶來正向的比較影響，即“避免排放”效益。在此基礎上，歸因法結合產品的預期銷量，外推至使用階段的“避免排放”總量。該方法的優勢在于計算邏輯清晰，所需數據相對易于獲取，因而成為諸多行業開展產品層面環境影響評價的基礎工具。然而，歸因法局限于產品自身屬性，忽略了有關決策對外部社會系統的影響。這導致該方法難以全面反映減排行為的結構性效應，可能低估了企業在價值鏈乃至整個社會的減排貢獻。
公式 1 歸因法下比較影響的計算公式
溫室氣體排放的比較影響=參考對象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評估對象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歸果法則旨在評估特定決策行為引致的宏觀層面環境影響變化，強調因果關系和邊際效應。該方法通過設定基準情景和減排決策實施情景，通過評估2種情景的溫室氣體排放差值，進而估算減排決策實施情景下的比較影響。具體而言，歸果法首先假定企業或其他主體按慣例運營，構建考慮外部因素演變的基準情景，作為評價決策減排效果的參照。在此基礎上，該方法設置減排決策實施情景(如提高能效等)，模擬評估外部系統因決策行為改變而產生的排放變化。值得注意的是，歸果法所考慮的外部系統不僅涵蓋了企業上下游價值鏈，還包括全社會的能源體系、產業布局、消費模式等更廣泛的社會經濟要素。基準情景與減排決策實施情景的排放差異即反映了該項決策的比較影響。如果決策情景的排放低于基準情景，則正向的排放差異可以定量刻畫該決策的“避免排放”潛力，代表了主體在系統層面的減排貢獻。與聚焦產品性能的歸因法不同，歸果法試圖納入減排行為的外部性影響，這使其在評估能源替代、技術創新、商業模式變革等具有結構性效應的決策時具有獨特優勢。然而，歸果法在系統邊界識別、基準情景設置、關鍵參數假設等方面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對數據獲取和建模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該方法在實踐中的廣泛應用。
公式 2 歸果法下比較影響的計算公式
溫室氣體排放的比較影響=基準情況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排政策實施情境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相關減排量計算方法日趨成熟，多個權威標準為企業提供了系統指引。國際上，GHG Protocol、ISO 14069、法國監管方法相繼發布了“避免排放”的定義和參考方法，國際機構如Net Zero Initiative、Carbone 4等也制定了相關指南，進一步細化了計算流程和披露要求[4]。這些標準雖在計算邊界上略有差異，但總體思路較為一致，即通過比較創新減排方案與常規方案的排放差異來量化減排效益。在設置計算情景時，現有標準普遍要求界定兩類情景：部署創新減排方案的目標情景，以及缺失相關方案的常規情景。“避免排放”則表現為兩類情景排放水平的差值。對于常規情景的設置，相關主體應審慎評估創新方案的潛在競爭路徑和市場替代效應，并充分考慮行業特點、技術成熟度等因素。這一思路與“避免排放”計算的歸果法路徑相契合，強調從決策的邊際影響出發，系統考察價值鏈減排效應。在準備計算參數時，企業須全面收集目標情景和常規情景中的活動水平數據和排放因子。其中，活動水平數據需同時考慮創新方案的預期市場規模以及使用階段和壽命終期的關鍵技術參數。
在具體計算中，需把握參考產品選擇、替代比例確定和評估期確定三大關鍵問題，以全面評估低碳產品的直接替代效應和使用階段的外部優化效應。一是參考產品的選擇。參考產品直接決定創新產品的相對減排量，因此需確保其在功能、性能、市場、技術成熟度等方面與創新產品具有合理的可比性。對于新研發的低碳產品而言，其參考產品通常是將被替代或淘汰的高碳同類產品；而對于升級換代的產品，參考產品則可能是其自身的歷史版本。無論何種情形，參考產品的選擇都應基于嚴謹的技術經濟分析，優先選擇創新產品的高替代性產品且在目標市場具有一定市場占有率的同類產品作為基準。二是產品替代的比例與功能等價性。創新產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對參考產品的等量替代，直接影響其減排潛力的發揮。在產品尚未形成規模化銷售的研發階段，可結合技術路線圖、專家判斷等定性估計替代比例；而在產品進入市場后，則可根據實際銷售數據動態校準。同時，創新產品的單位使用量如何折算為參考產品的等價功能單元，也是確保可比性的關鍵。對此需開展系統的功能單元界定，明確產品功能、使用強度、壽命等關鍵屬性。三是評估期的確定。“避免排放”的計算需合理界定納入評估的產品生命周期環節，并根據產品的預期使用壽命確定評估期。對于壽命較短的消費品，可聚焦其生產、使用、廢棄等主要環節；而對于壽命較長的資本品，如建筑、基礎設施等，則需納入全生命周期維度進行長期評估。
三、“避免排放”計算的挑戰與建議
“避免排放”計算與披露是溫室氣體管理領域中較為前沿的話題，對推動整個社會實現低碳轉型具有重要意義，但其規范化發展仍面臨諸多亟待破解的現實挑戰。首先，現有“避免排放”的計算指引還不具備足夠的精細度和可操作性，在系統邊界設置、情景假設等關鍵環節缺乏統一規定，導致不同主體在計算實踐中采用不一致的方法，披露結果缺乏可比性。其次，“避免排放”測算對計算主體的數據管理和計算分析能力提出了極高要求。與傳統溫室氣體排放的核算相比，“避免排放”涉及大量產品生命周期和價值鏈外部環節的排放數據，而這些數據通常缺乏統一的采集渠道和報告機制，數據質量參差不齊，需要組織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數據清洗、集成與計算。再次，由于“避免排放”計算規則的靈活性，一些組織可能利用情景設置的主觀性，選擇性地披露有利于自身形象的減排指標，甚至夸大產品的減排效益，這無疑會誤導公眾認知，損害其公信力，引發“漂綠”風險。最后，盡管“避免排放”計算需要投入大量資源，而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為企業創造環境聲譽溢價和競爭優勢，能否與高昂的計算成本相匹配，目前還缺乏實證支撐。
當前，我國應立足自身發展階段，科學把握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節奏，積極探索“避免排放”計算的相關實踐，力爭走出一條符合國情、務實有效之路。對于“避免排放”的計算，當前應本著先行先試、示范引領的原則，鼓勵基礎條件好、減排潛力大的行業、企業、產品等相關方參照國際通行做法，率先開展實踐性計算，及時總結可推廣、可復制的實踐經驗，為大范圍推行“避免排放”的計算探明路徑、積累經驗。從長遠看，隨著計算能力提升和數據基礎夯實，建議進一步構建統一規范的“避免排放”計算的國家標準。權威標準組織應牽頭，圍繞系統邊界、活動水平數據、排放因子、情景設置等關鍵參數，制定可操作的細化指引，夯實方法學基礎。
原標題：IIGF觀點 | 龐心睿：溫室氣體核算場景的創新拓展——“避免排放”的計算
